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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前言 因为修路的缘故,去胪岗的路不好走,出发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到达胪溪乡。敲门的时候,一位黝黑清癯的老人循声而来,他就是92岁高龄的抗战老兵吴振丰。 老人家胸佩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送他的胸章,说他一早就戴着去村里散步。“活这么大岁数了,现在让我(显)摆一下,不过份吧?”他的家人说,老人家每天5点钟就起床,然后出去散步锻炼身体,家门口的卫生也都是老人家打扫的。 吴老伯不仅身体硬朗,记忆力更是极佳,70年前的抗战经历,所有细节几乎都能一一细说。他仿佛知道我们想问什么,从14岁加入保安团开始,把他的抗战经历娓娓道来。回想起往昔种种,吴老伯数次哽咽,激动不已。他惋惜战友被无情的敌人夺去生命,也为自己当年的艰苦奋战唏嘘不已。 “我14岁加入保安团16岁参军” 我的抗战经历,得从14岁的时候说起。我在泰国出生,7、8岁时回到了家乡胪溪。在乡里的学亭里读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原因,我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开始帮家里种田,而我的堂弟则继续读中学。当时村里的人都背后议论我,说我是顽皮孩子,不读书。我听了心里很生气,就加入了潮阳当地的保安团当“阿勇”。因为当时泰国父辈的生意不好,无法往家里寄钱,我们生活也变得困难。加入保安团后,乡公所每个月发14元法币(民国时期流通币),这14元可以用来抵家里需缴交的公粮,我觉得这也算是帮家里减轻负担了。 16岁的时候,广州师管区来各县招兵。我们这些在保安团当过兵的人因为已接受过训练,有经验,被首批招收入伍。之后一路被带往广州,驻扎在番禺钟落潭镇。进入部队后,头两天先让我们熟悉情况,只介绍了我们的部队属国军154师。之后就开始新兵训练。训练结束后,我被编入了重机枪连,连长是福建人,名叫简雄。 连长看我个头小,年纪又轻,却得扛着重机枪,很辛苦,于是就把我调到连部给张正耿排长当勤务兵。勤务兵的工作主要就是伺候排长。那时候天热,我每天得给排长打饭、洗衣服,他吃饭的时候还得拿着葵扇在旁边给他扇风。可是我自小是调皮孩子,当时16、17岁还未改调皮的本性,觉得每天伺候排长还不如跟战友训练来得痛快。所以又申请下班级训练。 “失散后见到部队我泪流满面” 到连队参加训练后,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半夜里老是发高烧,根本无法出操。连长好心,便让人带我去到在白云区太和县的陆军医院医治。进医院没多久,日军就攻到了广州。城外,我们的战友浴血奋战,城里的人们赶紧疏散。广州城沦陷那天夜里,我们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逃难了,我也跟着大家走,可是部队在城外打仗,我无法与他们汇合,便跟着逃难的人群走。走了大约十几公里路,刚好路过一个部队的收容站,他们看见我穿着军服,叫住我询问了情况后,把我安置在收容站里。之后,我被分配入187师。187师当时的师长是海南文昌人张光琼,参谋长是张一中,副师长则是温淑海。我之所以对187师记忆深刻,是因为此后虽然由于战争,所在团部发生变化,但却一直在187师里当兵。而我首次加入的部队是187师462旅559团。 “背着连长撤退随时准备战死” 在187师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守住粤汉铁路,这条铁路连接着湖南、武汉。如果铁路被日军夺去,日军就能直过湖南、武汉。在清远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日军连队,要到农村抢东西吃。他们驻扎在石岭墟,日军进入墟里,不过两个小时,就把防御工事筑好了。得知消息后,我们团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准备袭击。我当时在第8连,连长叫李少希,是读军校毕业的。我本来也得冲锋,可是营长看我瘦小,让我临时充当通讯兵。 石岭墟前是一片草地,草地后方是一条小溪,溪水淹及膝盖,溪底都是鹅卵石,很滑。我们一个营的兵力向石岭墟发起进攻,可是敌人躲在筑好的防御工事里,而我们淌水从草地进攻,无处遮掩,真是用胸膛挡子弹,牺牲了几十个人。营长见情况不利,便在纸上写下命令,让我交给李连长。 李连长在战斗中受伤,子弹穿过他的右骨胛,已经无法动弹。可是没有命令,他们是不能撤退的。我在战友的掩护下,终于在人群中找到李连长,那时他后背伤口绽开,血流不止,看到营长写的纸条,才下令撤退。战友们纷纷往后撤,情急之下,却无人理会受伤的连长。我见状,不忍丢下他不管,可他长得高大,我又瘦小,便让他趴在我的肩膀上,半拖着他走。我手里当时拿着两个手榴弹,手指紧扣着弹盖,心想若是遇到追来的日军,就拉响两个手榴弹,大家同归于尽!幸好最后还是成功撤退了。连长经过医治,救回了一条命。后来我在教导团遇到他时,他还念念不忘地说,若是我还在他的连队,他伤好回部队后肯定要提拔我。 “第二次粤北会战中脚踝受伤” 在第二次粤北会战时,我已经是轻机枪手了。一次,我们在夜里发起冲锋,欲占领高地。可是冲锋还没开始,日军就派来了浩浩荡荡的飞机进行轰炸,每波“轰隆隆”的响声来时,就看到9架日军战机从远处天空飞来,投下无数炸弹。有一枚炸弹在离我不远处落下,我被震得扑地,机枪脱手,右脚踝被弹片击伤,血流不止,霎那间不省人事。随行的军医给我做了简单的止血包扎后,给我发了“伤票”,即伤员证,之后担架队把我送到了英德的战地医院。在当时,伤员证很重要,一定不能丢,因为后方一直有督战队的人检查,若没有伤员证,就会被当做逃兵,可能会被枪毙。 英德的战地医院离前线只有15公里,我被送到那里的时候,里头已经有一千多名跟我一样的伤兵。大家都是在战斗中受了伤,被送到这里医治。 我们在医院养伤,前线战事一直未停。日军携大兵团袭来,一路进攻,我们则一路败退。不久,战火就蔓延到了我们所在的后方。那一天,大约一顿饭的时间,前线的炮火声、枪声越来越近。老百姓见状都纷纷带上自己的鸡、鸭、猪及粮食往更后方逃去。我们想着医院会安排我们这些伤员撤退,便仍在医院待着,而且当中有的是伤势严重的,无法自行走动。到了晚饭时间,医生说他们出去找粮食,可是一直到晚上十点多也不见回来,才知道原来医生们自己逃难了,把我们丢在了医院。 眼看着大家都逃难,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纷纷逃命。我的脚幸好还算轻伤,虽依旧疼痛,但仍可勉强行走。走到了英德城外,看见一片甘蔗地,便使劲拽了两根,掰掉底部,吃掉一根,另一根当拐杖使。我跟着老百姓走到河边,挤上了船,过了河,才稍微感觉应该安全了,便坐下休息一下。这时眼望英德城,看到了熊熊火光。后来才听说,那些伤势严重滞留在医院的伤员,都被杀光、烧光了。他们无法自己移动,眼巴巴等着救援,结果只等来了杀戮,实在是太凄惨了! “带伤寻医院偶遇中央军帮助” 我在河边休息一下,就继续拄着拐杖往前走。走了很久后,来到了大坑口。那里有一条铁路可直通韶关、乐昌。但为免铁路被敌军所用,已被我军炸毁,我到那里时,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就在这时,突然听到“隆隆”声响,我循声找去,看到一群机械部队,着装齐整,每个人军服的右臂上都绣着“还我河山”的字样。才知道,原来是中央军来了,他们下车在那儿整顿休息,炊事班正在煮饭。我当时连夜走了那么多路,脚又疼,肚子又饿,看见他们在煮饭,眼睛都亮了,就什么都不顾,上前去找他们的事务长。 事务长见我穿着军装,问我从哪里来的。我们广东兵部队里说的多是粤语,他们说的是普通话,彼此都有点听不懂,我于是拿出了我的伤员证。事务长得知我是伤兵后,就让我坐着等一下,等饭煮好后,也给我盛了一碗。我清楚记得当时我装饭的碗是我自身带着的一个椰子壳,由于饿极了,狼吞虎咽我就把饭吃完了。吃完后,跟他们道谢,便离开了。 中央军是我方的精锐部队,日军消息也灵通,得知我们的中央军来了,就撤退了。而我们这些逃难的,也就安全了。我便继续启程,终于走到了马坝的一间小医院。 几个月后,日军再次来袭,我们就随医院搬迁到韶关后方的大医院。那时候,日军每天几次派飞机来袭,准备大举进攻,沿着铁路打过湖南、武汉。我军虽极力抵抗,仍难敌日军的飞机大炮。当时医院里6、7千人,又再次被用船载往南雄县。几个月后,又搭乘火车去到了湖北宜昌县。在那里,我的伤终于医治好了,就又回到了187师。 之后,我们的部队到了沦陷区惠阳。日军经常到老百姓中抢夺东西,或是找吃的,我们经常都能遇到日军。但由于是沦陷区,我们多进行的是游击战。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我们就在惠阳,是我们去缴交了投降日军的枪支。那时候老百姓见到日军都很气愤,想打他们,但被我们制止。 抗战胜利后,我经历了7年的战火生涯,看多了战场上的惨状,无心再战,就回到了家乡。 人物 吴振丰 吴振丰,当兵时用名吴连枝,1922年出生,潮南区胪岗镇胪溪乡人。1936年参加潮阳当地保安团,1938年应征入伍,加入国民革命军154师,因水土不服入院医治,不料广州沦陷而与部队失联,后被收容编入65军187师。抗战胜利后回乡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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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本文的第670位读者 来 源: 摘自“汕头都市报”2014、9、24 作 者: 林琳 周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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