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剧的童伶制

    潮剧是我国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在明朝中叶以前已形成自己的唱腔和完整的演出形式，至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清朝末期，潮剧进入鼎盛时代，约有200多班。当时的潮剧已全面实施童伶制。清朝同治年间，钱塘人王定镐《鳄渚摭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潮俗缴戏，名为箱主，或曰戏爹，而缴白字，最为获利。择民之细童，卖身春期，身价数十金等。班数十人，延师调督之，数月即可开棚。戏班教戏甚严，轻则伤，重则死。因春期之内，父母不能告诉。大约七、八岁至十五、六岁，春期满，得自由做戏。戏爹者，非胥差兵弁，即劣绅恶棍，否亦得依文武衙门。”这段记载表明，清末的白字戏（即现在的潮剧）班主，都是有权势者，不是官僚，便是豪绅，否则也是依靠官府。他们用严酷的班规和刑罚，管教卖身的童伶学艺和演戏。在漫长的岁月中，成千上万的潮剧童伶，没有半点做人的权利，过着奴隶、囚徒般的生活。

    解放前，潮剧演员中除丑、乌净、老旦、老生外，小生、花旦、青衣和杂角，绝大多数是童伶。老丑、乌净、老旦、老生是雇佣的，计春论价，半年为一春，班主与之订立合同。童伶是卖身的。穷家的父母将孩子卖个班主，卖时十岁左右，卖期一般为8年，叫“春期”。实际期限为7年10个月。有人这样解释：七年中有两三个闰月，7年10个月加上闰月便是8年整了。童伶卖身为什么有年期限制？因为潮剧腔调属亢阳（高音），童伶到了卖身期满，刚好成年，到了变声期，唱戏唱不好，班主便不要他了。在童伶制早期，童伶都是男的，后来发展成男女都有。

    童伶卖身须订立卖身契。卖身契都要写明“在期限内，若私逃回家，应由父母亲自带回”，“若有不测之事，各安天命，与班主无关”之类的内容。订立了卖身契，童伶便被套上了绳索，成为班主的奴隶、牲畜，命如蚁贱。

    潮剧班主对童伶要求甚苛，若有人学艺成绩差、演出出差错或违犯班规，动辄施以酷刑。逃跑被抓回来，刑法更重。刑法种类有十多种，最奇特的是“抄公堂”。有童伶在演出中出差错，全体童伶便被叫到供奉在后台的戏神“田元帅”的神坛前跪着，由打鼓先生逐个责打。一人出差错，人人要遭打。“抄公堂”轻则“一抄”，重则“三抄”。“三抄”即：打鼓先生抄后由教戏先生抄，教戏先生抄后，由大薄（班主代理人）抄。有一初出台的童伶扮演《京城会》中的吕蒙正，对刘氏夫人念：“俺可拜谢苍天，做个团圆”时，因没文化，加上寒冷，把台词忘了，打鼓先生着急，忙用鼓槌朝天乱指，暗示他快念“苍——童伶朝所指方向望去，是棚顶的谷笪，便脱口而出：“俺可拜谢老谷笪”。引得观众大笑。结果，这个童伶当然遭了毒打，其它童伶也被“抄公堂”。戏班每逢“斗戏”（两个以上的戏班在同一演出点同时演出比赛）斗输，隔天往往要“抄公堂”。“抄公堂”时，班中任何人都不得过问，只地位低下的“洗衫母”（专门负责洗全班人员衣服的男子汉）才有说情调解的资格。除“抄公堂”外，刑法的形式有：用四根竹杆夹手指的“　　手指”；用两根竹杆夹舌头的“　　舌头”；脱去上衣用竹板抽打的“水鸡剥皮”；手心按在又小又硬的“哲鼓”上，手背被大鼓槌猛击的“摸仙石”；双膝跪在木匣上，脚尖不准着地，头顶一盆水的“顶仙石”；竹板打屁股或大腿（一人执刑或叫一批童伶轮流执刑）；手指吊；烫灯罩；绣花针支撑眼皮等等。童伶没过错，也可能受罚，无过而受罚，有理也没处讲。有一个童伶，演戏演得很好，台下掌声不绝，隔天被“抄公堂”，他不服气，问因何被抄，打鼓说：“打你记得今后要做到象昨夜一样好。”白天受罚致伤，当晚还得照常演出。

    童伶因人祸致死，班主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有一个戏班转移演出点时过渡此无法追究。有一童伶生病发高烧，午夜后坚持不住了，悄悄逃进戏箱，昏昏迷迷到天将亮时，杂工收台，将棚顶的桐油帆布拆下折叠，放进这个戏箱，将他压死。到下一个演出点，死者被发觉，戏班用草席包扎掩埋了事。童伶被体罚，流血过多致死；因病危，奄奄一息，被弃于荒野、或被沉入江中之为原事件，也发生过。

    解放前，潮剧童伶的生活没有半点自由。他们离开戏台和宿舍，都要列成队伍，统一行动。上厕所有相对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在晚饭后，时间一到，他们就象一群鸭子一样被赶去上厕。非上厕时间，想上厕要请求，经允许方可行动，班主的“亲丁”还要自始至终跟随监视。吃饭也要管制。在台上吃饭时，童伶被集中到台前，演主角的居台中，演配角绕其前、左、右，杂角在外沿，排列有序，不得混杂，蹲着吃饭。班主为不让童伶正常发育，以推迟变声期的到来，一年只准童伶于春节停演期间给洗澡一次，夏天又给洗一次。其余时间，不管是大热天，还是学艺、演戏后流汗，只能用面巾揩拭身上污垢，不准洗澡。好多童伶因此身上生虱和长疥疮。一年中，童伶唯一有的一点点自由的时间，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至正月初四日。这十天，因为“神上天”，戏班停演，童伶们可以喘息一下，行动上所受的管制也松了些。

    戏班的封建班规很多。徒弟拜师以后，对师父要小心服侍，不得怠慢。不准童伶在台内偷看台前的戏，否则，要挨打。“老戏”（卖身期限以满的童伶）为谋生想多学艺，也只能偷看别人的动作后，偷偷摸摸走到月下或灯下，对着自己的身影，练习做功。台上装戏神的箱，不准在上面坐，不许扮演旦角的男女童伶走近。

    童伶们的温饱没有保障。他们一律穿着土蓝布衣，每人二套，冬天加一件棉衣；三餐吃的是粗菜和稀饭。在灾荒年生活更差。有一个戏班，饭煮的太稀，又怕童伶捞稠的吃，便把饭勺的柄锯短。还有一个戏班，常年用咸乌豆作小菜，还将乌豆装在大竹筒内，使一次只能夹到一、二粒。

    童伶得不到温饱，但演出的任务却很重。解放前的广场戏，几乎都是连台演戏，演出连日继夜，通宵达旦。好多童伶，特别是不能当主角的童伶，整夜站在后台帮唱。为了能够持久，站时将重心放在一条腿，两腿交替使用。时长日久，多数人变成“桶圈脚”（弯脚）。童伶睡眠时间不足，到了下半夜便容易打瞌睡。因为打瞌睡，有的童伶被绣花针撑开上下眼皮。

    落后、野蛮、残酷的童伶制在历史上曾受到抵制。20年代初期，有一戏班到新加坡演出。一天，该班著名的教戏先生徐乌辫“抄公堂”，几十名童伶皮开肉绽。当局即传徐讯问，并命令此后演员须满16岁以上才能演戏。1924年，东征军进入潮汕，潮安县（今潮州市）建立了梨园公会，童伶的生活得到改善，废除了“拶”罚，并准许沐浴。但童伶制的真正废除，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1950年，潮汕文联提出了“改戏、改人、改制度”的戏改方针，废除童伶制成了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1951年至1952年初，潮剧“六大班”（六个阵容最整齐，演出水平最高的戏班）相继组织了火烧卖身契的活动。在每次烧卖身契的现场上，童伶们及其家长无不激动得泪落纷纷。从此，童伶有如鸟出牢笼，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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