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书家詹安泰

    广东的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甚至是著名学者，他们对书法的认识、理解、实践、研究和运用，并未引起书法界的高度认识和重视。他们对书法的修习与体验，往往有别于书法家、书论家对书法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对书法艺术的解读，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我粤詹安泰先生便是其中之佼佼者。
    詹安泰（1902-1967），字祝南，号无庵，广东饶平人。曾任中山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系我国现代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于文学理论研究、古典文学作品鉴赏及诗词创作等领域，均有杰出成就与贡献，在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其诗词踵承清季同光诗词“宗宋”之风，挹其芳润而独具面目自成新境，与当时国内词人名家夏承焘、胡光炜、龙榆生等，被誉为“现代四大家”，可见其在二十世纪词坛的影响和地位。先生博学多才，除了卓著的学术成就之外，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其一生对书法的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下面我就詹安泰的书法脉络谈谈看法。
    在中国的学术界，古往今来有相当一大部分文人士大夫，大多视书法为“末技”、“小道”。他们在治学之余，虽偶涉书艺，却都以此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并从中获得乐趣。然而，在中国书法史发展的长河中，文人士大夫却成为书法艺术的主体，并代代相承，发扬光大。文人学者书法自汉魏晋开始便是中国传统书法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中期乾嘉年间致力于经学、史学研究的一批学者，他们对书法的修习和理解不同于书法家、书论家的书法观念。整部中国书法史，其实就是文人与学者的书迹史，而并非专业书法家的历史。事实上，只有当文人士大夫成为书法主体的时候，中国书法史才会更加异彩纷呈、博大精深。
    詹安泰的治学生涯与书法并存，但他的书名为学名所掩。他“懂”书法、“善”书法、“用”书法，但“书而少述”，然而其字里行间却体现出他的书法观念和书法精神。詹安泰于治学之余喜欢书法，书法成为其调剂生活的风雅余事。从他的存世书法作品中，各时期的书作，无论其中所包含的主观或者客观因素，都自然地表达了他的书法见解和主张。在上世纪的初、中叶，詹安泰在学界已有一定的地位，他毕生致力于学术，治学生涯贯穿其一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学术之余，先生勤于书道，有大量的书法作品散布于民间，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书法观，以自己的书法语言表达其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
    清代书法，大抵糅合欧、颜、柳、赵、董诸主流书家，然而其结字少有嬗变，原迹古本书帖多为私人收藏，翻刻本或伪本、谬品，流行于世，故清末明初，随着各种碑版的出土和发现，写碑者大行其道，乾嘉年间形成的“乾嘉学派”聚集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以学术为职志，视书法为学之终事，于经学、史学以及文化史上，对于近代的学界文化人影响深远。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是既擅书法又擅著述，但不以书法为职志。他们大多书名不显，或者书名显著但为其学术成就所掩盖。古人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清人刘熙载论及书法时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詹安泰的学术生涯颇像“乾嘉学派”的学者生活在三百年后的二十世纪。所不同的是先生于学术之余精研书艺，且功力深厚，碑帖相融，尤具浓郁的书卷气，有其丰富的人文内涵，笔墨之中蕴含着他的学养，以及对人生的感悟。苏轼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庭坚亦云：“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这些论书都是强调道德学养与书法的精神意蕴的关系，阐明“积学储宝”和“学高韵胜”的书理。季羡林说：“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字的美化和文化化。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
    自清中叶以降，能熔碑帖于一炉的书家大有人在，最有代表性的如赵之谦、杨守敬、郑裕钊、何绍基、沈曾植、康南海等，然而当代擅于碑帖结合者却寥寥无几，由此可见碑帖二者相融合难度之大，非有学养深厚者不能为。何绍基言：“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否则习气未除，将至性至情不能表见于笔墨之外。”纵观大部分学碑者，都擅于表现其雄强、犀利、拙朴的风格，而多不作内在的理解。
    民国时期的学人凡喜欢书法的，基本都受碑的影响。究其根源，前有清中期“乾嘉学派”的影响，后有阮元的《南北书法论》和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尤其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其影响更为巨大，它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扬碑抑帖的书法变革。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有诗曰：“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孰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又曰：“宋《爨龙颜碑》浑厚生动，兼茂密雄强之胜，为正书第一。昔人称李斯篆画若铁石,体若飞动,可以形容之。”康南海对《爨龙颜》推波助澜，可见民国时期对书坛影响之大，其《广艺舟双楫》可贵之处，在于能脱前人论书之窠臼，以理论为先导，康南海认为：“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是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指出“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之可贵”。但从清末至民国甚至当代，能碑帖结合而出新者只是凤毛麟角。
    詹安泰写碑于雄肆中透出典雅，与同一时代学碑者同源而异途，其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文人气息，既写碑而又具帖味，自然而无浮躁气。这与民国时期的书法由于倡碑之风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文人学者乃至书画家，写碑成一时风尚。与毕生浸淫帖学者不同，詹安泰于帖学之外，对碑版、章草、篆隶都有广泛涉猎，并以帖入碑，以碑掺帖，行笔跌宕，结构险峻，体势修长隽迈，线条柔韧凝练，且擅各种书体，能以碑版之法而写行草之韵，正所谓出碑入帖，融会贯通，整体气息典雅秀劲。詹安泰碑帖结合的书风，且让人感受到大气磅礴气势的同时透出浓烈的文人气息，如其书赠潮籍学者蔡起贤的对联：“立定脚跟做人，放开肚量食饭。”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字形似《石门铭》洒脱自然，用笔若枯藤老树，从容洒脱，有如《石门颂》无拘无束，好似璞玉浑金，不故作修琢，无造作，神采直追康南海。詹安泰的书风，得汉魏六朝碑版神韵，得《石门铭》、《爨龙颜》纵横奇宕之气，蜕化成自家面目。詹安泰不满足帖学，也不单纯摹仿古碑，故能熔铸古今，冶真草隶篆为一炉。
    詹安泰在中山大学执鞭之余，尤其热衷书法与金石研究，对汉隶、魏晋六朝碑版用功之勤，非一般书家可以比拟，他所写的隶书，深得古隶神韵，质朴无华。自清至民国，真正能以写碑而现书卷气者，屈指可数，詹安泰可算其中一家。他兼善真、行、草、篆、隶五体，对汉隶、魏碑楷书用功尤勤，因而他的字里行间，内外一致，雄强与灵动的气韵美，他在创作或抄录自作诗词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各体融合的笔法与结体，更显其质朴古意。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在《詹无庵诗序》中，不仅高度评价詹安泰的诗，还抒发自己的感慨：“无庵之于诗，气骨遒而情性藑。攓太华曾云之峻，不足以方其缥缈之思；吸两颢沆瀣之英，不足以喻其高骞之操。……无庵挂瓢滇海，凄吟武溪，居山林之年，值澒洞之际。晚岁所作，如书之一波三折，逋峭峻絜，至今诵之，低徊悱恻，弥怆平生于畴日。”借饶老此序句，评论詹安泰的书法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其艺与道通，目击而道存，写出了魏晋新风度。
    中国书法神奇之处，在于能流露出心迹、性情、学养、神气、韵味和情趣，既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这也是书法的魅力所在。正如当代的书法大家沈尹默所言：“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示惊人的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在浮躁之风日盛，江湖书法横行的当代书坛，我们重新缅怀前辈学者书家，对他们的学术成果和书法成就进行收集整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代书坛笼罩着一种流行化、形式化、技巧化的气氛，这与中国传统书法精神已相去甚远，值得有识之士讨论商榷。
    学者书法是一块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和深入研究的领域，其审美情趣与人文精神有着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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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日报”2017、10、15
作 者： 谢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