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胡同往事

    隗芾教授写过一篇考证的文章，认为“胡同”一词源于潮汕话。潮汕乡村，民居集群之间习惯留出一条小巷，起到通风、隔火的作用，称为“火衖”，又叫“火巷”。在语言传播的过程中，火衖讹为“衚衕”，最后简化为“胡同”。是否如此，我不知道，或者只是他一家之言。不过，胡同之谓盛行于北方，在潮汕地区倒很稀罕。汕头目前仅存的胡同，是位于升平路与同平路交汇处的文选胡同。不过，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记得，20多年前，汕头还有另外一条胡同——文星胡同。
    文星胡同的原址在今新兴路23号小区，东临桂香里，背靠长春里，是一条宽约4米的小巷。巷口的门楼足有两层楼高，刻“文星衚衕”四字。门楼早先装有一扇木门，早上开门，晚上由最迟回来的住户关闭。进了门楼，绕过一道屏风，九座灰木结构的小楼两侧排开，单号楼在左，双号楼在右。一号楼是潮汕民居中的“单背剑”结构，因为紧邻门楼，位置稍稍突出；其他均为双层小楼，对称相望，天台互通。胡同的尽头留出一条极窄的火巷，由一扇小门通向长春里。
    1935年，8岁的外婆与她的母亲、祖母一起，从达濠乡下迁居到文星胡同九号楼。1939年6月21日，农历端午节，人们刚把祭祀的物品摆在家门口，日寇的轰炸骤然撕裂城市上空。当天，汕头沦陷。日本侵略者把哨站设在今新兴路“大家乐超市”的位置，与文星胡同相隔不到100米。外婆祖孙三口，还有前来寄宿的小表妹，躲在九号楼内，不敢出门一步。不久，局势恶化，妇孺四人留守家中危险万分。外婆的老叔那时候在石的美国领事馆当差，于是安排她们每天清晨搭小船到领事馆避难，晚上才摸黑回到文星胡同。
    度过艰难的战时岁月，文星胡同恢复了往日宁静，外婆和外公组建了家庭，阿姨和舅舅们接连在九号楼内诞生。建国后，文星胡同以“文明卫生巷”出名，环境清雅，邻里和睦。每天傍晚，各家用水清洗门前巷道，把公共区域打扫得干干净净。那时说起“公园区卫生第一”，人皆道文星胡同。爱国卫生运动中，时任副市长的杨坤珊到文星胡同检查卫生，来到九号楼，抱起外婆刚出生不久的的四女儿，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在另外一张大合照中，人们手持战斗工具苍蝇拍，背景里“文星衚衕”四个字依稀可见。
    一号楼旁边有一株金凤树，花开一树红云，很美。孩子们在树下就地取材，用瓦片、沙子、石头，做各种游戏。女孩热衷“独独双”、“掉科”、“拍糕粿”，男孩喜欢“救国”、“点橄榄核”、“弹烟仔壳”，男女阵营泾渭分明，从不“联谊”。天台是另一处乐园：白天放风筝，晚上倚着“风鼓斗”看星，冬天晒太阳取暖，节日还能观赏中山公园的烟火。夏夜，一家人围坐天台，享用自家井水“冰镇”的西瓜，等到暑热退去，大约是晚上八点半，就准备上床睡觉了。
    文革动乱时期，二号楼的房顶架起一个喇叭。文星胡同的作息，以清晨五点的《东方红》开始，到晚上十点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胡同门楼的木门遭到损坏，小偷趁乱行窃，于是每户派人轮流巡夜，配备一根漆成红白颜色的竹棍，醒目效果十足。孩子们不懂什么政治斗争，照样在天台上养鸡。那年头，国家经济困难，大米配给十分紧缺，人尚且吃不饱。孩子们去阴沟边抓来蟑螂，竟也把鸡喂得身强力壮，有几只甚至妄图从天台起飞，结果自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二十五年前，我在工人医院出生后，也住进文星胡同九号楼。没过两年，文星胡同开始拆迁。1991年10月16日，外婆家搬离文星胡同。1992年，文星胡同消失。在我遥远的记忆中，留存着胡同里蹒跚学步的画面，外婆带我去博爱路的红亭戏台看潮剧，阿姨们抱我在天台上数星星、看“粉鸟”。粉鸟也就是鸽子。
    文星胡同据说是达濠人所建。外婆的家人经乡人介绍，以几百块银元买下面积最小的九号楼。邻居当中，有医生、教师、资本家、高级职员、归侨等，在今天看来，相当小资。这些人家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以及近些年来的拆迁、改建，有的回迁到原址，比如我的外婆；有的举家搬离汕头，甚至移民海外；有的音讯全无。
    从1935到2014年，79载光阴弹指一瞬。垂垂老矣的外婆，仍爱讲文星胡同的往事。在遍地传奇的老市区，这些故事显得平凡而普通；但它们伴随着外婆从总角丫头走到耄耋之年，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伴随着外马路、新兴街、共和路一带的变迁，对于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何尝不是一份独家记忆？站在今天的新兴路23号小区，已不见一丝文星胡同的痕迹；文星胡同，这个好听的名字，伴随着消失的门牌号，沉入历史深处。老房子里的欢声笑语犹在耳际，那些曾经的故事可还有人愿意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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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日报”2014、11、30
作 者： 陈斯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