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王门学派

　　明代中叶，中国学术思想的长河洪波涌起。正德初年（1506），汪阳命创立了他的心学体系。不论是在贵阳书院传述”知行合一”之学，还是在南昌讲授”致良知”之学，都使被程朱理学禁锢已久的士大夫发聋振聩。一时间，士大夫们趋之若骛，及门弟子数百，私淑与再传弟子难计其数。
　　其时，阳明心学也风行潮州，引起潮州士大夫探究思想学术的兴趣，使古代潮州思想学术的发展进入高峰期。我们仿照黄宗羲的学术名著《明儒学案》按地域划分王门学派的做法，用”潮州王门学派”来指称这一时期潮州士大夫的思想学术。
　　”潮州王门学派”名义之成立，有两个理由：
　　一、 学者众多，蔚为风气。
　　阳明学说在潮州地区的传播，开始于正德十四年（1519）。前此，潮州士人郑一初、薛侃、杨思元等，已先后师事王阳明。正德十一年（1516），薛侃的长兄薛俊出任江西山教谕。薛侃自南京来，转述师说于其兄。薛俊对阳明学说欣然乐闻。次年王阳明巡抚至赣，薛俊率领家族中群子弟侄薛侨、薛宗铠、薛宗铨等前往赣州，请益问学。这一年，杨骥也由薛侃介绍，从学于王阳明。正德十四年（1519），薛侃、杨骥归潮州，讲学金山、梅林。在他们的影响下，到王阳明门下求学的潮州士子，”源源以十数”（《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祭国子助教薛尚哲文》）。其中可以从典籍中考核出姓名的，有翁万达、杨鸾、陈王典
　　林文、余善、陈应麟、成子学、吴继乔、陈明德诸人，都曾由王阳明耳提面教。海阳布衣黄保，听了薛、杨诸子讲述阳明学说，极其向往，竟然在暮年命其子黄梦星往越中师事王阳明，说：”吾不希汝业举以干禄。汝但能若数子者，一闻夫子之道焉，吾虽啜粥饮水，死填沟壑，无不足也矣。”（《王阳明全集》卷八《书黄梦星卷》）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些潮州士子游宦在外，与王阳明的弟子交往而接受阳明学说，如林大钦、陈思谦、萧端升等。这些士人，构成了潮州王门学派的基本队伍。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又回到故乡，建书院，设精舍，聚徒讲学。正德、嘉靖间，对阳明学说的讲求，在潮州蔚然成风，一如王阳明自己所说：”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者。”（《祭国子助教薛尚哲文》）
　　二、 学术思想，自有特点。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王门后学立了七个学案（包括”泰洲学案”），”粤闽王门学案”处其一。”粤闽王门学案”中载学者小传九则，潮籍学者占其五；论学资料，则辑录潮州薛侃一家，而以薛侃弟子罗浮周坦附录。这一学案，实在不妨视做”潮州王门学案”。
　　黄宗羲将薛侃为首的潮州学者独立为一个学派，与其它王门学派比并，自有他的理由。因为潮州王门学派在学术上确实具有与另外几个学派不同的特色：强调修养与践履的统一；在学术上虽然尚欠精微，但是在将治新所得推及彝伦日用方面，用功甚勤。

潮州王门学派兴起的学术背景　                      

　　南宋，闽学对潮州有很大的影响。仕潮官师多闽籍，其中不少是朱子学派中人。潮州士人郑南升、郭叔云也都曾亲侍朱子而问学。郑、郭之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躬身实践工夫；二是推重《礼》教（《嘉靖潮州府志》卷七《人物志》）。入明以后，潮州学者多遵循郑、郭的学术传统，谨志行而尊《礼》教。林大春《隆庆潮阳县志》论及此，说：”自赵宋道学的啊明之时，慨然以正学自任，卓为一郡儒宗者，实自二下身内生始。今晦庵《家礼》一书，与蒙谷所定《宗法》，潮人遵行之不废，二先生之力也。世儒往往谓道学无裨于实用，岂知流风余韵，犹能使人遵信如此。”深厚的闽学传统，实际上已经规定了潮州王门学派的学术取向。
　　成化、弘治间，白沙之学风靡东粤，引起潮州学风的新变。据方志文集所载，潮州士大夫从学江门者，有吴向、赵相、杨潜斋、陈应麟、杨王典兄弟、林岩、余善等10余人。这些人不满于打算能够市士子局亟制艺、追逐名利的风气，绝意仕进，潜心讲求性之学。白沙学说在潮州的传播是潮州走王门学派兴起的前导。潮州王门学者就多有出自白沙学派的，如杨潜斋二子杨骥、杨鸾，先事湛甘泉，终则成为潮州王门的中坚。不过，他们一方面师承陈白沙以主静存自心善性的作圣工夫，一方面仍继承宋代以来潮州学人重《礼》教、重实践的学风。周光镐就这样评论吴向：”先生之学，内探理本，外绝世氛；不离日用事物之常，究竟于伦常孝弟之极。”（《明农山堂集》卷七《吴鲁庵先生逸稿序》）这一点，对潮州王门学派也有很大的影响。
　　正德、嘉靖间，有一批王门学者宦游潮州。例如，季本于嘉靖四年（1525）谪揭阳尉，适逢薛侃奔母丧，在中离山结庐，聚集四声同志讲学，便”日至山中，互相讲论”（黄佐《中离山记》。刘魁在嘉靖十四年（1535）任潮州通判，也到宗山书院讲学，并刊刻薛侃讲学语录《研几录》（薛侨《研几录跋》）。这些学者在潮州的活动，也为潮州王门学派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潮州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薛侃

　　薛侃（1486–1545），字尚谦，号中离先生。正德九年（1514），薛侃在南京入王阳明门下，从学3年。正德十二年（1517），登进士第后，复从阳明于赣州3年。薛侃在王阳明众多的弟子中，有较高的地位和饿较强的影响力。他刊刻《传习录》于赣州，在王阳明带并出征时，代理巡抚官署日常事务，聚集同门讲习不散。王阳明殁后，薛侃主理丧事，又在杭州天真山蒋阳明祠，每年春秋约同门致祭讲会。这对团结同门，弘扬阳明心学，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嘉靖十年（1531），薛侃被人构陷，削职为民，在潮州筑宗山书院。自出仕以来，他前后3次在家乡讲学，倡明阳明学说，推动了潮州王门学派的形成。去世前数年，薛侃又应邀到惠州丰湖永福寺、东莞玉壶洞讲学，有学生几十人，扩大了阳明心学的影响。
　　薛侃生前，有《研几录》、《图书质疑》等著作刊刻行世，后人又把他的论著汇编为《薛中离先生全书》。薛侃能恪守师说，学术思想接近江右王门邹、聂诸人，却未能够如邹、聂诸人进一步”推明阳明未尽之旨”。他对阳明学说的继承和发扬，主要在道德伦理思想方面，并更加强调践履的重要性。他把体人吾心良知的涵养工夫，看作是学道的一个必要过程，认为学道最终必须致吾心良知与万事万物，以正心与修齐治平和一为目的。他曾经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种思想：”正心如印板玲珑端楷，修身是印得仔细，齐家即印之家，治国即印之国，平天下印之天下，原是一个工夫。”（《薛中离先生全书》卷一《研几录》）黄佐在《中离山记》中用”以良能良知为实学”来评价薛侃，正道出薛侃学术思想的特点。
　　薛侃一生，能实践自己的饿思想主张。在朝，有《正祀典已敦化理》、《明正学已安圣躬》、《复古制以新士习》、《复旧典以光圣德》等奏疏，都是着眼于礼制梗直建言，并且因最后一疏得罪下狱。在乡，有挖溪修桥筑堤诸善行，更是希望借助礼教建立地方社会秩序（《薛中离先生全书》卷十九）。他自己平常一言一行也执礼甚严，罢官归潮，过潞河，逢圣寿节，参议项乔正行礼舟中，下人来报：”小船中有一个人穿着民服，也摆起香案叩头。”项乔说：”一定是薛中离。”（《明史》卷《薛侃传》）
　　在潮州固有的学术背景下，潮州王门学派大多数学者与薛侃一样，”以良能良知为实学”。因西北治兵功绩而名扬青史的儒将翁万达，是其中最为超卓者。

潮州王门学派的影响

　　潮州王门学派重视践履的学术取向，在潮州士大夫中影响甚大。他们大多走上经世实学的道路。最有名者，如萧端蒙不喜欢心学谈玄，吏治却很有功绩，处理贵州民族事物的条陈奏折，铸钱、治河的建议，见载于《明经世文编》。唐伯元在王学奉行朝野之时，公然诋毁王阳明，实际上也是从”修已以敬，至于安人百姓”的主张出发，力图纠正王门后学空谈玄理以至于叛经离道的倾向。他一生操行甚有清操，在吏治方面也有不少成绩。
　　到晚明清初，潮州士大夫多以名节自立，出仕途则以一身许国，居乡则以传道习礼为己任。他们倡乡约，立保甲，建宗祠，修族谱，在安定当时动荡的潮州社会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可见，潮州王门学派对晚明和清代的潮州社会变迁犹存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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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潮人网
作 者： 黄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