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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秦汉时期汉文化向岭东扩展
    一直到秦汉以后，汉文化才对本区有所影响，而这种影响仍然是通过南越为中介来实现。
    秦戍五岭，有没有来到本区，至今众说纷纭。五岭之中，是否包括揭阳岭，文献记载原来就有异辞，这是一；都认为有揭阳岭的，对揭阳岭的位置，意见也还不一致，这是二。而年代较早的汉代文献，如《史记》，并未提到五岭。照《史记》的记载，秦始王对五岭用兵，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地域在广西东部、越南北部和广东的珠江流域，似乎未到达本区。在考古方面，也还没有十分可靠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已经到过本区。
    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岭南。南越的君主赵佗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习俗上已经越化。但是南越国的各项制度，都仿效秦汉，郡县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南越在南海郡增设揭阳县，本区的行政建置，就从这时开始。中原人也在这时候从南越进入本区。解放后，本区发现的汉代遗址，有揭阳埔田鼎盖山、揭阳玉窖三虎山、澄海龟山和潮安二塘龟山。其中澄海龟山遗址可能是汉政权的一处官署，但出土遗物一些仍有越文化的风格，其他遗址则土著风格极为浓厚，应该是越人的居址。墓葬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只有揭阳白塔宝联寨山一处木椁墓，是岭北传入的葬式，随葬品汉式和越式兼而有之，可能是汉人或者是汉化程度很高的越人的墓葬，其他墓葬的随葬品，仍以越式居多。可见，即使到汉平南越之后，进入本区的汉族人仍然不多，他们与本地的越人杂处，虽有部分越人逐渐汉化，但本区文化的汉化程度，远远不及珠江流域，特别是西江地区。从考古遗存中，还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本区与广东各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而与福建地区却有很大差别。但汉人对本地土著的控制能力，似乎相当有限。《三国志》上有一条材料很能说明问题。《吴书·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说，锺离牧任南海太守时，“揭阳县贼率曾夏等，众数千人，历十余年，以侯爵、杂缯干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皆首服，自改为良民”。照汉代本地的实际情况看，汉人数量不可能多达数千人，曾夏等应为越族首领，因汉末乱，聚众自保，到赤乌五年才被锺离牧招为有户籍的居民。
    二  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的传入
    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个情况值得注意：
    其一，晋室东迁，大批中原汉人也移民长江以南地区。按照比较权威的看法，这次移民潮的浪头，涌到五岭和武夷山以北，就停住了，未能进入今天的广东、福建。实际一，有些移民在江南并没有停留多久，便又继续南迁。其中有一些进入了本区。这种情况，在考古和文献两方面，都可以获得证明：在考古方面，虽然本区至今尚未发现东晋南朝遗址，但发现了数处汉式墓葬。这些墓葬都是用砖砌成的砖室墓，其中有些还挖出纪年墓砖。例如潮安归湖清理出带有“泰元十一年十月一日”铭文的墓砖，潮阳铜盂也清理出带有“泰元十二年八月二日作”铭文的墓砖，是东晋墓；揭阳干林赤岭口二号墓有“大明四年”砖铭，是南朝宋墓。在文献方面，《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许多本地方志，都有东晋本区开始建置的记载。按《宋书·州郡志》的记载，东晋义熙九年(413)置义安郡是本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义安郡下设立五个县：海阳、绥安、海宁、潮阳和义招，它的地域，包括粤东和闽南。郡县的设置，说明本地在编人口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除了先迁入的移民和原来已经汉化的土著之外，多数是南迁中原移民。义招县就是最明白不过的例子。《舆地纪胜》因《南越志》说：“义招，昔流民营，义熙九年立为县。”所谓流民营，就是中原移民的营地，大概移民已有一定数量，就将他们收编入籍，并设县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南来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似乎处于一种隔离状态。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区发掘清理了东晋六朝砖室墓十余座。这些墓葬，从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风格，与江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认为这种情况表示当时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融合统一，土著文化逐渐消亡。但是，本地土著在隋唐仍以十分强劲的力量与中原移民对抗，而且直到宋元时期，汉文化已经成为本地主流文化，土著民族也还有相当大的势力。所以以为这一阶段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已经融合统一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在我们看来，这些墓葬显示的文化风格，倒是反映了汉族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关系的疏远。
    其二，高宗武后时，陈政、陈元光父子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地互相接触的过程。
    先从隋唐时本区土著民族的情况谈起。
    《隋书·南蛮传·序》说：
        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  。俱无君长，     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     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
如上所述，自汉代起，本地区土著，已经有一部分逐渐汉化。这部分汉化了的土著融合在南迁的中原移民之中。东晋时，开始设置义安郡进行管理，到隋唐之际，未曾与汉人融混为一的潮州土著，根据史籍记载，有僚、俚两种。
    俚人是岭南土著，它是秦汉时的百越、魏晋时的南蛮中的一种。现代的壮族，就是俚人的后裔。俚人较早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少部族的首领原来就是汉人，汉晋以来，为中央政府所“羁縻” 当国家无事，俚人臣服属为齐民；国家板荡，俚峒酋豪则聚众蜂起，各据一方。高凉冯氏是俚人中最著名的一族。冯盎隋文帝时于僚有功授封，隋亡，聚众数万，占据百粤西部二十余州，杨世略也是一位有名的俚人渠帅，隋唐之交，占据粤东循、潮二州(《新唐斗·高祖记》)。可知当时岭南都处在俚人渠帅的统治之下。
    僚人亦称蛮僚或僚蛮，是自古居住在闽粤赣边界的土著。南宋以后，被称为畲、蛋的民族，就是僚人的后裔。汉人势力进入岭南以来，僚蛮与汉人的关系较为隔绝，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福建《白石丁氏古谱·懿迹记》有一段关于本地僚蛮土著与中原移民对立的记录：
        泉朝之间，故绥安地也，负山阻海，林泽荒僻，为僚蛮之薮，互相引援     ，出没无常，岁为闽广患。且凶顽杂处，势最猖獗，守戍难之。言六朝以来     ，戍闽者屯兵于泉郡之西，九龙江之首，阻江为险，插柳为营。江当溪海之     交，两山夹峙，波涛激涌，与贼势相持者久之。
自晋立义安郡，隋改为潮州，绥安一直是其辖地。可知本地建置以来，僚蛮土著并不受汉族政权管辖。到隋文帝时，潮州僚人叛乱，朝廷假借俚人的力量平定了它。《唐书·冯盎传》就记载说，隋仁寿初(601)，潮、成等五州僚人叛乱，冯盎赶到京师报告，并请求朝廷征伐。乱平，有功，授紫金光禄大夫汉阳太守。此后，潮州又被俚帅杨世略占据，本地僚蛮土著应在俚人统治之下，俚僚杂处。
    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杨世略以潮、循二州与冯盎同时降唐，授循州总管。那时土著势力在本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
    高宗武后时，泉潮间蛮僚屡次啸乱。朝廷倚借本地豪强陈政、陈元光父子进行镇压。陈氏是中原移民，陈政的父亲陈洪隋末出任义安郡丞，他这一族，从此就在本地定居。这是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大规模的较量。
    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僚啸乱，陈政以广州扬威府将领奉调为镇将，出守泉潮之间的九龙江首。《丁氏古谱》记载陈政平叛经过：
        降军政阴谋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结筏连渡，从间道袭击之，遂建寨柳     营江之西，以为进取。恩威并著，土黎附焉，辖其地为唐化里。而龙江以东    之民，陆续渡江田之。且战且招，追桀寇于盘陀梁山之下，尽歼之。愿附者    抚而籍之。
所谓土黎，即是俚人。陈政采用招抚和武力镇压相结合的办法，利用俚人和僚人的矛盾，孤立僚蛮，平定了啸乱。取得这一仗的胜利以后，陈政步步为营，向西进逼，把蛮僚压到深山里。《丁氏古谱》又讲述了这段史实：
        咸亨四年(673)癸酉，请于朝，移镇漳浦以拒潮冠，阻盘陀诸山为寨。仪     凤之初(676)，抚循既熟，复进屯于梁山之外，而凶顽不敌者率引遁丛林邃谷     中。犹虞出没，乃募众民，得五十八姓，徙云霄地，听自垦田，共为声援。这被招募为兵的58姓民众，应该也是中原移民，才在后起的文献里，讹为自中原前来增援的58姓军校。以后这些中原移民在陈氏对蛮僚的战争中，成为主力。
    仪凤二年(677)，崖山陈谦攻陷冈州(今广东新会)，联结潮州蛮僚苗自成、雷万兴，又攻陷潮阳。这时，陈政新病故，潮州刺史常怀德派遣陈元光为将征讨。陈元光经过大大小小百余战，才平息了这场啸乱(乾隆《潮州府志》)。永隆二年(681)，岭南蛮僚又乱，陈元光再一次参加平乱战争。潮州西北部的蛮僚相率归附(《读史方舆纪要》)。垂拱二年(686)置漳州，陈元光为首任剌史。但是，本地蛮僚并未完全受管束，景龙二年 (708)，潮州蛮僚雷万兴等又作乱，陈元光轻骑进讨，被僚将蓝奉高所杀。陈元光死后，他的儿子陈珦接任漳州刺史。开元三年 (715)，陈珦率领勇士夜袭僚峒，杀了蓝奉高，降伏蛮僚余众。唐代初期潮州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这场较量，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告一段落。
    这场较量推动了本地的民族融合，加速了汉文化在本地的传播。
    但是，被同化的蛮僚为数甚少。本地的蛮僚还保留着强大的力量。直到长庆三年(823)，礼部尚书郑权就任岭南古度使，韩愈为他写了《送郑尚书序》，还特别为他介绍了本地蛮僚的情况和节制他们的办法。他说：
        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踔数千里，     漫谰不见踪迹。控御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撞搪呼号以     相和，风屯蚁杂，不可爬梳。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入，简节而疏目     ，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剃而禽狝之，尽     根株痛断乃止。
南州当包括潮州在内。当时蛮僚虽然已受羁縻，但仍不容易管辖。
    其三，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在本区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韩愈在潮州仅8个月，却为潮州人做了不少好事：
    一是驱鳄。这件事，有《旧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自己的文集中，也还保存着《鳄鱼文》这篇文章。
    二是兴学。嘉靖《潮州府志·官师志》记载说：韩愈“以谏迎佛骨谪潮州刺史，首置乡校，延赵德为师，捐俸百千为举本，收其赢余给学生厨馔费。自是潮笃于文行”。这件事正史没有记录，但韩愈的文集里有《潮州请置乡校牒》，苏轼写《潮州韩文公庙碑)的时候，也特别强调韩愈兴学的功绩。
    三是关心民瘼。韩愈的文集中有《祭大湖神文》、《祭城隍文》、《祭界石神文》、《祭止雨文》等几篇文章，是在潮州写的。这些文章，都因为这一年(891)淫雨不停，妨害农桑而作，可以看出韩愈对百姓的关心。
    四是释放奴隶。这件事，正史把它放在韩愈移官袁州之后，韩愈的学生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却说韩愈在潮州，“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直，辄与钱赎，及还著之赦令。转刺袁州，治袁州如潮”。可见韩愈在潮州已经有释放奴隶的措施和行动。南朝以来，岭南地区掠卖生口的风气盛行，到唐代，此风依旧不息。唐宪宗曾经以很严厉的律令，加以禁止。韩愈在潮州任上，着力执行这一律令。
    以上四件事，都见之文献记载。其中驱鳄和兴学，与本区文化发展最有关系。
    驱鳄是个很有趣的话题。这件事，正史所载，《韩集》有文，而自古来偏偏有许多争议。争得最厉害的有两个话头。一个话头很新，近年的事：唐代潮州有无鳄鱼?这本来是一个无须争论的问题。唐代潮州的气候比现在要热湿，有野象鳄鱼等热带动物活动并不奇怪。著名地理学家曾昭璇教授在1988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韩江流域的鳄鱼分布》，对古代潮州的鳄鱼有详细的研究，可为定论。但问题在于，争论的一方，即持“潮州自古无鳄”论者，将话头重新提起，目的是为了清除对韩愈的迷信观念。所以，争论便涉及到另外一个更加古老的话头：如何看待《鳄鱼文》?
    《鳄鱼文》真为韩江上食民畜的鳄鱼而作吗?用“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这样的言辞，真的是在谴责鳄鱼吗?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对《鳄鱼文》就颇有微词，他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批评韩愈，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王安石不愧为文章家，他把《鳄鱼文》当做移文来读(诗中“移鳄鱼”三个字，历来被理解为“鳄鱼西徙”的同义语，实在是一种误读。移，是古代一种文体的名称，移文，也就是檄文，一般用于声讨和谴责)，并用“诡怪” 二字来评论它，真恰当不过。韩愈写文章，喜欢用一种奇奇怪怪的文风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这就是“诡怪”。看来，王安石虽然对《鳄鱼文》有微词，却是读懂了它，知道韩愈声讨的，是那些冥顽不服王化者，所以他对吕使君说，宣扬皇权官威，声讨目无王法者，应该堂堂正正，不必假托《鳄鱼文》这种诡怪文字，使人疑惑。
    读懂《鳄鱼文》的，不止王安石。南宋陈馀庆在《韩山亭记》中把知州曾造的政绩与韩愈相比拟，说，“禁暴戢奸，如清潭鳄；修学待士，如立师训”，把暴徒奸人比作鳄鱼。清代《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吴调侯评点《鳄鱼文》说：“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处处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压服他。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颤。”以为鳄鱼是指反复无常、桀骛不驯的“反侧子”。他们都读懂了《鳄鱼文》。
    韩愈在《鳄鱼文》所声讨的“反侧子”又是什么人呢?联系上一节提到的《送郑尚书序》，《鳄鱼文》声讨的对象就很清楚了：那就是“好则人，怒则兽”的蛮夷!那么，韩愈的驱鳄，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不受羁縻的本地土著的态度：驱之于化外，划界而治。可见，就是到了中唐，本地的汉族人和土著的关系仍是疏远的。
    兴办乡校是一个人所熟知的事件。韩愈的《潮州请置乡校牒》说，潮州以前虽有学校，却荒废已久，读书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层办事人员文化素质都很差。因此，他捐了俸钱办学，并举荐赵德为教师。驱鳄是针对本地未归化土著的行动，兴学则是为提高已在籍汉民和汉化土著的礼教观念而采取的措施。两者目标是一致的，同样是为了在潮州推行儒家之学和天子的教化。苏轼认为，韩愈贬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州韩文公庙记))。这种说法，自吴澄而下，多有人反对。其实，苏轼并非把韩愈贬斥以前的潮州视为文化荒野，他在《与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书》中也说到：“潮州自文公未来到，则已有文行之士如赵德者，盖风俗之美久矣。”《潮州韩文公庙记》只不过是从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着眼，而把韩愈看作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儒家文化的代表、看作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这应该是无可非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