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潮州的海盗与私人海上贸易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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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前期的100多年间，潮州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动荡、由”乱”入”治”的历史过程，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地方权利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围绕着”海盗”问题所开展的种种活动，对后来的潮州社会和人们关于”潮州文化”的理解，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一般说来，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直接与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政策有关。明朝立国之初，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有限度的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以严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然而，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诸声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这种地方文化传统与明王朝法令之间的矛盾，蕴含了由此而引发地方动乱的可能。
　　实际上，有明一代，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始终未曾停止。就潮州而言，正统年间已有滨海之民”私下海通爪哇”（《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的记载；成化二十年（1484）又报告说，”有通番巨舟三十七艘泊广东潮州府界”（《明宪宗实录》卷二五九）。至于到海外以后，利用朝贡机会，”冒滥名色，假为通事”（茅元仪《武备志》卷二一六），再回来”专贸中国之货，以擅外番自利”（《明史》卷三二三）者，也是举不胜举。当时的广东地方官员和市舶太监出于稳定地方社会、增加军需供应和贪图贿赂等各种考虑，对这种状况实际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到正德年间还好似”听其私舶往来交易”（《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
　　嘉靖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521年嘉靖皇帝即位之初，重申了明初有关海禁的规定，嘉靖二年至嘉靖八年（1523-1529）一度停止广州市舶；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二十八年间（1547-1549），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朱纨进剿宁波附近”下海通番”者聚集的双屿港，上蔬揭发浙闽势家通倭谋利，又追击海上私商和葡萄牙人于福建诏安之走马溪，大获全胜。这一系列时间，正好发生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货币关系空前发展，商人和地方势家力量增强，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利结构正在”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而引发了长达百年的东南”海盗”之患。正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福建巡抚谭纶所奏：”今岂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和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谭襄敏公奏议》卷二）嘉靖后期开始，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的，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吉他–海盗，其中又以漳潮海盗牵连最广，影响最深。
　　在双屿港被明朝军队剿毁以后，位于闽粤交界海面的南澳岛，逐渐成为新的非法武装贸易据点。南澳岛”旧番舶为患，洪武间奏徙，遂虚其地，粮因空悬”（嘉靖《潮州府志》卷一）。这个”幅员三百余里”，距大陆仅10余海里的岛屿，从明初开始就没有任何官方机构管理，也没有编入里甲、交纳赋税的”编户齐民”，从而成为海上走私贸易的理想场所。据《东里志》卷一载：”（南澳岛）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蔻之舟，多泊于此，以肆抢掠。······长沙尾，西跨南洋，近于莱芜澳，为船艘往来门户，海蔻亦常泊焉。”日本商人亦来此贸易，”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货物，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
　　以南澳为根据地或在这里有较多活动的，包括了嘉靖年间漳潮地区所有的重要海盗集团，其主要人物有许栋、许朝光、、曾一本、谢策、洪迪珍、林国显、徐碧溪、林道乾、杨老、魏朝义等。作为有时拥有数万之众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活动的范围已经源源不限于海上走私贸易，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例如，许超光除在南澳修宫室、建敌楼、筑城寨外，也”分遣其党，据牛田、鮀浦诸海口，商贾往来，给票抽份，分曰买水。朝光居大舶中，击断自姿，或严兵设卫，出入城市，忘其为盗也”（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八）。又如，林道乾先在南澳活动，后被明朝招抚，仍继续招兵买马。他设营寨于广澳，泊战船百余艘于靖海港，其党众则分别安置于澄海县各处地方，魏朝义据鮀浦，诸良宝据南洋寨，莫应敷据东湖寨，遥相呼应，一度成为地方官府的心腹大患。这些海上武装集团的活动范围遍及闽粤两声沿海，也到达日本、吕宋、交趾、苏门答腊、柬埔寨、暹罗等地。林道乾、林等先后在加里曼丹、吕宋等地建立过殖民据点。也有记载说张链和吴平兵败以后到了三佛齐和安南。
　　在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礼法制度受大了严重的挑战，”民”与”盗”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正如王世贞在其《岭南弭盗案》中素讲的：”其始也，海蔻焉而已，山蔻焉而已，今而郊之民蔻也，郭之民蔻也，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蔻也。”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545-1547）任潮州知府的郭春震，在编修《潮州府志》时特别指出了当时潮州海患的原因：”一曰窝藏。谓滨海势要之家，为其渊薮，事觉则多方蔽护，以计脱免。一曰接济。谓黠民窥其乡道，载鱼米互相贸易，以瞻彼日用。一曰通番。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携诸番奇货，一不靖，肆抢掠。”
　　隆庆至万历初年，潮州沿海的治安情况稍有好转。隆庆二年（1568），明王朝接受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万历三年（1575）起，明朝在南澳设副总兵，以水兵3000人专守此地，从而限制了海盗集团的活动，然而，隆庆二年开海禁，实行的是”引票制”，文引之数有限，又限定贩洋的货物与范围，对海上贸易仍然是很大的妨碍。而万历中期以后，南澳也出现了海防废弛的情况，战船裁减，士兵参与走私。结果，万历末年亦寇亦商的海上武装走私活动再度活跃。当时在潮州沿海活动的海盗集团首领包括袁进、李忠、杨六、周三、钟斌、六香、李芝奇等人，其活动一直延续至明代末年。当然，与嘉靖年间相比，这一时期海盗集团的规模、社会影响和活动范围，都显得小一些。
　　崇祯十三年（1640），原为海盗、后受抚于明朝的郑芝龙就任南澳总兵，4年后升任福建都督，总兵一职由其部将陈豹接任。陈豹任此职几达20年之久。明清鼎革之际，尽管郑芝龙于顺治三年（1646）降清，但陈豹管治下的南澳仍然奉晚明正朔，南澳成为郑成功反清复明活动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郑成功多次从这里出发进攻大陆各地。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郑氏武装集团一直是东南海上最实力的控制者，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基本上独揽了通洋之利，南澳也成为其海上贸易的重要基地。
　　康熙元年（1662），由于明郑集团内部矛盾，陈豹降清。同年，清政府在潮州沿海实行大规模的”迁海”政策，南澳岛和大陆沿海数10里居民全部内迁，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当时潮州沿海唯一驻守”界外”，继续进行海上贸易的海海盗，是在达濠建寨固守的邱辉。乾隆《潮州府志》称：”邱辉受郑经伪札，开府于达濠埠，置渔盐之利。”他还一直与明郑政权统治下的台湾进行贸易，对潮州沿海乡镇也时有骚扰。康熙八年（1669），潮州各地”复界”时，特别规定达濠仍为”界外”。不过，邱辉的所作所为已是百余年来潮州沿海海盗活动的余绪。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平达濠，邱辉下海遁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统一台湾，同年开海禁。潮州沿海为时100多年的以海盗活动为中心的大规模海上走私贸易活动，终于告一段落。
　　明清之际潮州的海盗活动的社会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与海上贸易有关的内容。与海盗和反海盗的一系列活动相联系，这一时期潮州府的地方政区被重新划分，聚落形态出现了某些军事化的趋势，以宗族组织和民间神祭祀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也重新整合，户籍和赋税制度亦有重大的变化，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解释有了新的内容。这些都为有关”海盗”问题研究的深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