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达濠威武寨石刻

  对比《宋史纪事本末·侬智高》、《宋朝事实·兵刑·平广南蛮贼侬智高》及有关史书。从史料记载中我们发现，侬智高皇祐四年五月初一占领邕州(今广西南宁)后，不足一月，依次攻下的城池分别是横(今广西横县)、贵(今广西贵港市)、浔(今广西桂平县)、藤(今广西藤县)、梧(今广西梧州市)、封(今广东封开县)、康(今广东德庆县)、端(今广东肇庆市)。然后于五月二十二日到达广州，围广州城五十七日后无功，北上欲攻荆湖。路上遭到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苏缄的有力狙击，不得已改道西向连州(今广东连县)和贺州(今广西贺县)。至全州受挫，于十月返回邕州。

  狄青于皇祐四年(1052年)九月，离汴京出征，十二月，狄青抵达桂州与余靖等人会合。皇祐五年正月初三，狄青率军抵达宾州。正月十五，狄青在军营中大宴诸将，并利用黑夜为掩护，突破了号称天险的昆仑关。

  宋仁宗皇祐五年正月十七日，侬智高亲督大队先结三列锐阵于归仁铺之西南，宋军后至，结阵于归仁铺之东北。归仁铺之战，以侬智高的先胜后败而告终。

  正月十八黎明，狄青挥兵进入邕州，将7200余侬军战俘使其丧失抵抗力后尽皆遣散；把黄师宓等首要人物的首级砍下来悬挂在州城之上示众。二月十八，狄青率主力回至桂州。

  从上可以看出，侬智高其进军路线是沿珠江水系的西江流向进犯广州的，这符合当时水运优于陆运的历史条件。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侬的壮兵部队绝然离不开强大的后勤保障，其运输粮草、转移战利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首先选择的是水路。在一路顺利的情况下，快速到达广州，在广州这一岭南重镇，由于广州城池坚固，侬智高又缺乏攻城器械，七月中旬，侬军以战船数百急攻南城。宋番禺县令萧注潜出城外，募海滨壮士2000余人，集海船于侬军上流反击，乘大风夜起，纵火焚其船。侬军受挫，被迫在围攻57天不克后撤围北上。(《广东通志》)

  可见侬智高的退兵和战船被毁有着重要的关系，番禺县令的一场大火解了广州之围。而后的战争，侬智高走的都是陆路。那么，侬智高的部队有没有在这57天中到达千里之外的潮阳呢?从战略的角度看，是不大可能的，首先，如果他有足够的兵力，更应集中优势兵力强攻广州，广州一旦拿下，粤中可平，而攻打潮阳只会分散他的兵力，战争拖得愈久，对他愈不利；其次，他的目标是荡平两广，经略荆湖，进而达到与交趾(越南)、北宋分庭抗礼的局面，孤立广州的策略应是占领韶州(韶关)，切断北方的援兵：再次，潮阳在宋朝时人口稀少(至明洪武二十四年才72390人，包括未拆出的普宁，惠来两县人口。明《潮阳县志》)，不足其补充兵力，物力，是赔本的买卖。还有，潮州府在广东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和广州府中间隔了一道高山峻岭莲花山脉，如果侬军不明智到达潮阳，而广州又攻不下而撤退，那么这支部队将成孤军，必将遭到宋军的全歼。

  当然，假如他确实另有图谋，想来打潮阳，也未尝不可。那么，他到达潮阳有两条路可走，第一，陆路，要么经过惠州府，要么经过循州府，可笔者查看这两府府志，并无记载，(《潮州府志》也无任何记载)可见不是。第二，水路，从侬军是顺江而下的情况来看，也是有可能的。那么，达濠发现的这处宋碑是否记载了这件史实呢?

  碑文可辨主要内容如下：“壬辰仲夏，蛮人寇于广，越月，命海阳邑长富春公统兵捍此，地非所也；孟秋，以尉陈公言承其事。月中贼平，众凯而旋，时皇祐四年。”

  从碑文看，这并非是作战后胜利而立的记功碑，而是一块记事碑。“壬辰仲夏，蛮人寇于广”符合当时的情况，即当年的五月，广州被围，“越月，命海阳邑长富春公统兵捍此”，第二个月(六月)接到命令领兵守营盘山，防止贼众顺江入潮汕腹地，“孟秋，以尉陈公言承其事，月中贼平”即七月，贼已平定。也就是说，此碑记载了侬智高的东征失利，广东战事结束这一历史事实。侬智高七月十九转向英德，随后，海阳县令接到通知，戒严结束，战争暂时不会到来，于是立碑以志。碑是皇祐四年七月立的，而此时狄青还在汴京(开封)筹备部队准备南下平叛，他是九月才出兵，立碑者显然是接到广州城解围而以为侬军已经溃败的，如果知道侬军是战略转移，估计碑是不敢那么快立的。

  另外，狄青的出兵路线是汴京——永州(零陵)——桂州(桂林)——柳州——宾州(宾阳)——邕州(南宁)，连广东都没踏进一步。在这次平南中，杨文广是他的部将，当然也没有进入广东。把杨文广平闽的传说加在侬智高身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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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汕头日报》2010-11-07
作 者： 张钊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