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的门楼和老屋（下）——关于人口与城市空间的互动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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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省城叔
    南薰里除了1号、2号两个门牌号，还有个自编的“2号之一”，住着讲既会讲广州话又会讲潮州话的“省城叔”一家。
    省城叔姓梁，两夫妻先在商业街口摆卖鱼粥，后来有了第一个小孩，就在南薰里的门楼里搭起简易的木板房安身。当时的门楼还剩下一扇门板，门板往里一折，刚好作为木屋板墙的一部分。60年代之后，省城叔夫妻都在汕头市的饮食行业工作，生活依然艰难，但人缘极好，从没跟左邻右舍红过脸。4个孩子逐渐长大了，省城叔就将原来的木板房翻盖成砖瓦房，屋顶也从原来的竹棚改为瓦片，还加盖了一间小厨房。
    棚屋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冬冷夏热，许多人家没有水电供应。直到1965年前后，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棚屋区的居民开始自己翻盖房屋，邻居们、工友们搭个手搬灰砖拌灰泥，再请几位泥工木工师傅，一两天功夫，就能在原来的窄小“宅基地”上盖起一栋两层的小砖瓦房，家里有电灯了，台风季节也不必太担心屋顶漏雨和潮水倒灌了。
    “乌桥”、“德记前”、“塗坪”就是当时汕头市区比较集中的成片棚屋区，商业街北段的一巷到三巷也穿插着零零碎碎的棚屋户。其实也不止汕头，世界上任何一个中等以上城市的发展史，都会或多或少地留下棚屋区的印记，没有出现过贫民窟的城市，倒是值得城市经济学家们深究的。在东北阜新废弃矿山的山洼、在苏州河畔的上海闸北，笔者见过的棚屋区规模都比汕头大得多。上世纪80年代初还有一部描述上海“下只角”生活的电影，就叫“都市里的村庄”。与上海不同的是，汕头的“上只角”和“下只角”往往是紧挨着的，甚至是混杂着的，住在大宅深院的、住在骑楼公寓的，对门外的“公地”上、小街上什么时候多出了几间棚屋，也都习以为常。商业街中段有一条连通广州街的小巷，原本还有4米多宽，墙边搭满了木屋后就剩下不足两米了，尽管骑车的走路的只能侧身而过，但谁都不会认为那些棚屋是需要被拆除的“违章建筑”。
    4.解体与重构
    南薰里门楼的最早残缺发生在1958年的夏天，专署财政局在巷内“大炼钢铁”，准备把门楼拆了，取砖砌“小高炉”。大概发现砖头的质量太次，拆了门楼的右上角就罢手了。9年后的1967年夏天，门楼被重新装上结实的木栅栏，因为新华书店和财政局这两栋大楼成了某一“文革”群众组织的武斗据点，南薰里是需要守护的后院。
    又过了13年，改革了开放了，这两栋大楼连同背后的大杂院和平房，被汕头地区的文化系统和财政系统联手改建为一栋7层高的商住楼，原来住得相当仄迫的“公家人”们，终于告别了爬阁楼的生活。这一年南薰里的门楼被彻底拆除，就为了方便施工车辆和人员的出入。第二年，一家小房地产商看中了商业街口那一小片棚户区，将其改建为6层高的住宅楼，省城叔一家也顺理成章地搬进了新居。南薰里1号和2号成了夹在新楼缝隙间破烂不堪的“丑小鸭”。再过了10年，更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盯上了外马路的这一片街区，东至利安路，右连广州街，整个商业街北段的新旧建筑全部拆光重建，南薰里的门楼和老屋，也就只能永远地留在南薰里人的记忆里了。
    记得罗杰斯和鲍尔在《小国城市》一书中说过，一座城市的“物质结构改变的速度越慢，其融合性与和谐性就越强。”上一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汕头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迟缓的30年，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大背景下，居民住宅的建设更为迟缓。而50年代初期汕头已经存在着数量巨大的、住在棚屋区的“准无房户”，随后的人口增长和净流入，进一步加剧了住房供需的矛盾。人口数量迅速膨胀，城市空间却无法扩张，城市就只能被迫“自我压缩”，把“省城叔”们“压缩”在棚户区里，把新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汕头人“压缩”在阁楼里，把每个社会成员的居住空间压缩到几乎没有个人尊严的极限。而当时此种沙丁鱼罐头式的“压缩”行为，似乎很“和谐”也很“稳定”，实际上却是通过强制性的剥夺、“改造”和平均主义分配来实现的，因而是不正常的和不可持续的。
    所以，一旦“物质结构改变的速度”加快时，被人为压抑已久的住房需求就会被迅速释放出来。60年代中期出现的棚屋区翻盖热潮，是棚屋区居民向空间“伸展”的最初尝试；80年代之后，旧城区的许多老屋就地拆建为六七层高的公寓房，体现着汕头居民向空间索取住房供给的巨大能量。当旧城区住房的空间“拔高”逐渐乏力时，汕头的新城区已经迅速向东扩张，带电梯的高层住宅楼也随之连片出现，表明了汕头的城市空间在经历了“二维”的平面扩张之后，再次进入了“三维”的立体“膨胀”进程。
    当我们关注着城市空间的平面扩张和立体“膨胀”，关注着新区、新城和新楼盘时，能否也关注一下，还有多少继续住在棚屋区的原住民、多少新来的“省城叔”和“阿玉”，他们的生存空间是否还被人为地“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