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乌桥岛之同济地名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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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乌桥岛是一个历史悠久之地，伴随着汕头开埠通商而逐渐平整发展。当我们关注骑楼群时，对于乌桥岛这一历史旧地也可以一并回溯，也可以发现不少汕头的记忆。虽然乌桥岛上的建筑物多已改建，但依稀可从同济三直路的石板路、塭地直巷、三马路上的部分建筑物中窥见乌桥岛的历史风光。乌桥岛何时被称之为“乌桥”？为何有“塭地”、“振球”、“同济”、“享祠”等相关街名、巷名？这些目前很多仍然是有疑团的。笔者尝试查阅乌桥的一些史料，加上走访老居民，对已经了解的部分乌桥历史进行叙述。
    乌桥岛的源头：同济善堂
    乌桥岛之前存在“同济善堂”之名，素来有争议，笔者近日看到多份乌桥地区的民国契约，对同济善堂的称谓进行探究。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陈汉成购买同济塭地直巷地基契约中可以看到，立卖断地基人是“汕头同济善堂”，而从民国二十年（1921年）同济路门牌第八号的“租地自建上盖执照”中，清楚列明土地所有人姓名为“同济善堂”。从这些民国的地契可以得知，乌桥岛上当初以“同济”为名的慈善组织，的确是同济善堂，而这些土地资产则为同济善堂的资产，也即为同济善堂之善产。而从另一角度上看，民国二十年开始，同济善堂逐步将乌桥片区的地基、产业售出给私人或者商号，也表明了当时的同济善堂存在客观的运营压力，已不能以租赁等方式维持自身运营。这也是为何到汕头沦陷时期成立“五善堂”医院前后，已无同济善堂之名号，这是因为同济善堂所拥有的同济医院（即红砖楼）已为日伪政府所占，无法维持正常的医疗服务，当时的同济善堂的资产也被日伪政府所把持，更无法真正扶危济困。
    值得关注的是，同济善堂不同于潮汕其他的善堂组织，其并没有呈现出宗教劝善特点，更多是一种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因此也不具备汕头其他善堂一样的诵经、祭拜等宗教功能。所谓“同济”，大抵取“同舟共济”之意。清代潮州总兵方耀将汕头部分土地拨给潮州金山书院作为校产，也把汕头这一片塭地拨给同济善堂作为善产，方耀虽出身行伍，但是也具备儒家济世的意识。清代的同济善堂一直作为汕头官方的慈善组织进行运营，依靠多位汕头商界人士的捐资，以及方耀划拨的大量乌桥塭地、坭地等进行租赁或者买卖，以此获得善资，所以同济善堂也被称为“同济局”，在民国初期刊行的《袖珍广东省全图》中也可以看到此名称。但从地契等具备法律效应的契约上看，其正式的名称应该为“同济善堂”，这也是乌桥岛以“同济”为名的发端。
    塭地、同济局地：“乌桥”称谓嬗变史
    在乌桥岛上目前还有塭地直巷这一地名，这是目前乌桥岛上最长的巷子，和二马路平行，连接廻澜市场与乌桥市场，而塭地恰恰是乌桥最早的地名。从宣统元年（1909年）的汕头文明商务数据石印的《最新汕头地图》上可以看到，当时的乌桥岛以周姓塭地为界，划分为“同济地”与其他洋行、商人私有土地。而从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袖珍广东省全图》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同济地”也称为“同济局地”，而中间的周姓塭地已经一部分作为“同济局塭地”。可见，塭地直巷名字的来源，也在于原来乌桥岛就是一片海边的塭地，而且从清代的乌桥岛格局上看，这些塭地互相之间原来都是有海水、溪水相隔，在民国北洋时期的汕头地图上看，乌桥岛各片塭地之间的间隔基本已经填平，这也充分说明了当前乌桥岛的基本格局形成于民国初期。
    而“乌桥”作为一种俗称存在，是因为连接乌桥岛的同济桥原来是木桥，为了保护木桥而被刷上了黑色的保护漆，因此也称之为乌桥。但是民国时期汕头官方一直以“同济”命名这一片区，显然也是因为民国时同济善堂（即同济局）拥有乌桥接近一半的塭地、海坦地产权，加上同济善堂为乌桥岛修建了同济一直路、二直路、三直路、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同济内桥、同济外桥等交通设施，这也决定了以同济命名此地的依据。在饶宗颐《潮州志·兵防志》中记载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汕头市警察局编制表，上面表明了当时汕头在同济地设置了同济分局。而早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乌桥岛的行政机构就是第三区的“同济坊”，这也表明了“同济”是乌桥岛当时的正式官方名称。
    不过，笔者从搜集到的一份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广东省财政厅征收逾限自行税契或补税上盖罚款收据”上，发现了“乌桥”这一名称作为官方称谓，更早出现于民国中期。这份官方开具的地契罚契上，清晰表明了在“乌桥同济二马路岭福里”有一座益兴堂。这说明了一点，乌桥这个称谓在民国时期并不是俗称，而是作为一个正式地名存在，特别是在“同济坊”设立之前，“乌桥”与“同济”都是乌桥岛的正式称谓。随着建国后乌桥街道等的设立，乌桥也就取代“同济”，成为这一个片区的正式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