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人在说到情况混乱,一团糟的时候,总会形容为“荋过会乡”。“会乡”是什么呢?
    潮汕这个社会,主要是先民从外地,特别从福建逐步迁移来的。潮汕历史上几乎没有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这些先民入潮的时候,往往是一姓一户,偶尔或有数姓结伴而来。在适宜的土地上,便定居下来,开始新的生活。经过长期打拼,多少代人前赴后继,才形成这个社会。也正因为如此,潮汕先民的聚居点,便显得零零散散,缺少规划。平日以方便生活及耕作为需求,倒没觉得什么。一遇天灾人祸,便显得孤立无援了。特别是到了明代,海盗、倭寇、山贼不断蹂躏潮汕大地,百姓灾难不断,小村落更显得尤其艰难。
    澄海上华的廖厝村,自宋代便有廖氏来此创村。后被盗贼洗劫,廖氏不得不散居他乡。后来,是下陈人到此居住,才变成廖厝村的人大体姓陈。
    同是上华的吕厝村,宋末江西吕姓人来此创乡。明末时,驰名遐迩的大富户吕宗盛被劫,一时震动,村庄遂告衰落。人们归咎于乡村太小,仅几百人,无力面对强梁。
    莲花山下的下长宁村,明初便有徐姓在此山坡创村,村民一度繁衍至3000多人。后来同样遭遇盗贼洗劫,加上官府围剿,村民多数散居外地。至1949年,全村仅存43人。
    为了改变被践踏被欺凌的孤立状况,百姓只好想出办法,釆取联合手段,首先是将原来的自然小村会合成大村。莲阳的沙堀、灰墙角、石埕、澳仔四个小落村,便会合成兰苑一个乡。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杜国庠就出生在这个村。洲头、坟埕、下王等小村则合并成德邻村。
    樟林原自宋代便有乡民散居在莲花山脚从事渔耕,明初石壁头山边已成村落。据乡贤上林氏所言,是时“不过三五成围,七八合居”。而社会情况则是“寇盗正盛,哀鸿来集,荒丘蓬庐,父子异处,兄弟殊居”。后来筑寨会乡,正是为了“生相扶,死相埋,患难相救,疾厄相恤”的目的。他们于澄海置县之前的明嘉靖三十五年便向潮州府申请筑寨建城于南涯新埔,聚成大乡。
    冠山乡也如此。明代,这里原分成苏厝围等18个小村。由于各村分散,无力抵抗海盗倭寇的抢劫烧杀,便联合起来,借人多力量大的优势,会成一个上万人的冠山乡。
    “会乡”还有另一类,即众乡结成友好之乡,有会盟之意。如澄海的十五乡(今莲华镇),相传创建于南宋。清咸丰二年(1852年),因防御盗贼安乡邻事,相守相助,有15个乡结成会乡,故名曰十五乡。这种情况更普遍。他们有事统一行动,有难同当,喜庆或社日互相宴请。和平时期,各乡自行耕作,友好往来,有事便成联合体。
    还有些小乡依附于大乡,求得保护,形成附属关系,使强乡不敢欺侮它。这类情形也很多,如坪溪新村乃永新村的附属村。这就是古代的“会乡”情况。
    会乡也并非从此便可平安无事。樟林筑寨后,一直灾难频仍。强盗肆无忌惮,什么都敢抢。清嘉庆十年(1805年)七月,恵来甲子人李崇玉率船四十余艘,从樟林乌涂尾港登陆,劫去汛地炮台大炮一门。后经追赶,强盗才把大炮丢下海。连军事设施的大炮也敢抢,你看强盗有多猖狂!嘉庆十四年(1809年)六月三日,停泊在樟林港外将要北上苏杭等地的商船60余艘突遭海盗劫掠,被烧毁10艘,余遭洗劫一空。樟林寨城也屡次被毁。
    冠山乡同样难保无虞。历史上大宗被洗劫97户,掳去23人。他们每绑架一个人,要用稻谷22石去赎回。村民说:“冠山乡里大,强盗三夜来四次”。徒叹奈何!
    真是大有大的难处。为求自保,各乡大户均置购枪支,准备长矛竹串等器械。还组织守更队、巡逻队。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潮州总兵奉命督办团练。澄海设团练公局6处,乡设团,团按各乡壮丁数配团丁。全县共有13145名团丁,“无事各安耕种,有事则共卫乡间”。
    会乡乃古代百姓在社会治安不宁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不得釆取的一种办法,它反映潮汕先民的生存状态。
    “会乡”来自四面八方,有急事统一行动,人数众多,人员难免复杂,有些混乱,有些“荋”。这是很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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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特区晚报”2016、6、5
作 者: 李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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