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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汪口保存尚好的乡约所（资料图片）
时下，全国各地很多县区都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镇（街道）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村（居）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趣的是，一些地方还利用旧时的“乡约所”作为实践所所址。
乡约制度起源于宋代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蓝田人吕大钧制定《吕氏乡约》，核心精神有四项，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并在蓝田地方进行推广，其出发点是维持地方秩序，劝民为善，进行教化。
《吕氏乡约》被视为乡约的鼻祖，融合乡约与乡礼，主张乡人自治和劝人向善，追求美好的道德，这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成为中国第一部成文的村规民约，影响力千年不减。乡约制度也传之元明清民四个朝代。
澄海大乡都设乡约所
乡约制度到明代得到朝廷大力提倡和推广，“乡约所”成为明清时期乡村的一种基层管理组织。
据嘉庆《澄海县志》记载：“隆庆间（1567-1572），知县蔡楠常寓冠陇寨神山麓视事，就其旁边创立乡约所，每月举行。万历间，知县王嘉忠每月朔就龙潭寺讲乡约。康熙甲子，知县王岱凡朔望日集绅士耆庶，或海防馆或城隍庙讲约。后历任知县朔望俱集绅士耆庶于龙潭寺照常宣讲。雍正七年（1729），旨各府州县大乡人居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朔望宣读圣谕广训，拣选绅衿有学行者为约长，再选乡中朴实谨守者为值月。知县宁时文遵于朔望，集绅士兵民在龙潭寺宣讲外，并置乡约所于民居稠密之湖心乡、樟林乡、湖头市等乡，各举约正，值月朔望集乡民宣讲。”
另据冠山乡抄本《神山全集》载：乡约所，在山之半，与书馆相继同建。每月初一十五，知县率缙绅士庶宣圣祖六言。万历二十七年（1599），举人李日荣率众行约，推工部提举沈国成、冠带乡宾周世鈇、卢世瑞、冠带生员李茂林为约长，知县王法还让乡里盖建约亭。三十八年，生员张济咏、陈初仁等呈请经历许明汉、贡生李茂楠、同知洪宪为约长。县令钱梦松、教谕潘晟带领大小官员同诣行约。钱知县手书“与人为善”四字匾挂于堂上，又撰写《与人为善大意》一篇，晓谕大众。四十六年，副使张公率领士庶，推举典仪正李茂标、耆民许大僎、周兆先为约长，知县潘怀学亲诣行约。崇祯三年（1630），县令吴载鳌也亲自行约，公余宴游，越宿而归。
外砂乡约所有特色
正如冠山乡一样，外砂的乡约所和乡约活动也颇有特色。
外砂昔有乡约所，在怀德祠前面。万历四十三年（1615），外砂八乡父老集资修怀德祠，纪念先贤王天性组织民众筑堤抗洪防潮之功绩，并请襄阳同知许时谦撰《怀德祠记》。
根据《怀德祠记》记载：“其前为约所，而后以安先生神位。”显而易见，乡约所就在怀德祠前。为什么当年建怀德祠要选址乡约所之后呢？许时谦继续写道：“约所必于先生之祠者，谓先生在后，如有不公，神实听之也。其重先生也固如此。”多么有意思的古人啊，心思如此缜密细腻！这也是古代“以德配民”“以神治人”的管理手段之一，这里不难看出当其时王天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历史影响的深远。
外砂乡约所也有不少名声显赫的约长。明代隆庆间，澄海第三任知县蔡楠（字养斋）专门邀请曾任湖广楚府教授的谢良奎出任乡约长，主持外砂乡约所。这可以在嘉庆《澄海县志》看到“邑令委为约长”的记录，还可以在王天性《楚府教授谢榕溪先生行状》（下称《行状》）找到互证：“县侯蔡养斋稔知先生，举先生为乡约长。”
据嘉庆《澄海县志》“隐德篇”载：“谢良奎，蓬州金砂乡人。性温粹，工举子业。正德辛酉岁贡生，授台州府学训导，转楚府教授……致仕归居，平慕义好德。”王天性在《行状》中记得更加具体：“（先生）别号榕溪，世居金砂里之中城……先生训谕乡子弟，解息纷争，甚得乡人心。有感先生者，持金谢先生，却弗纳也。其处穷约而能义不苟也，又如此，此足以观先生之大矣。”
由此可见当年外砂乡约所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影响。到了民国时期，仍有乡约活动，大乡建乡约所，小乡设乡约堂。民国十年（1921），外砂旅暹华侨谢永茂还利用乡约所作堂址，创立存仁善堂，让乡约所“一所多用”。
乡约所，这种旧时的基层管理组织，有人说像现在的行政管理机构，其实笔者觉得它更像“文明实践所”。
两者对比，的确有很多近似之处，说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经过五千年的锤炼和洗礼，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并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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