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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商业文化及敢闯敢拼坚韧不拔的族群秉性，优良的造船材料，先进的造船技术，卓越的航海技术，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经营方式……种种因素成就了樟林港红头船的传奇
潮汕人姓“潮”，滔滔大海，对潮汕人有极大的吸引力。
2007年“南澳一号”的发现及其后的水下考古发掘，激起我们对古代潮汕商业航运的巨大兴趣。史书记载：清朝康熙至咸丰年间，潮汕樟林港盛极一时的红头船，每年乘季候风，北上杭州、苏州、宁波、上海、青岛、天津、日本，南下雷州、琼州及安南、暹罗、实叻、三宝陇（印尼）、苏门答腊等东南亚诸国。出口红糖、菜脯、靛蓝、陶瓷、中药、抽纱、渔网等；进口大米、豆类、丝绸、布匹、木材、西药及各类洋货等。当时在樟林开课授徒的上华横陇举人黄蟾桂在《晏海渺论》中记述：“一船值银数万两。”这价值昂贵的“洋船”是如何在茫茫大海、迢迢南洋中搏击风浪，顺利出航返航呢？
首要原因，就在于潮汕人的商业文化及族群秉性上。
潮汕商人坚信“小小生意能发家”，敢于冒险，信奉“铜钱出苦坑”。正是这种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潮汕商人才能以“巨舰高桅，扬帆挂席”的姿态，劈波斩浪，穿越重洋，赚取利润。《澄海县志》记载：“农工商贾皆藉船为业……其舶艚远驰会省、高、惠，逐鱼、谷、盐、铁之利，虽盗贼风波不顾。”而这正是饶宗颐先生所强调的潮汕人“先代拓殖成就”。也正如学者黄挺认为：“凶险的海洋环境所造就的潮人文化精神，在顽强求生，冒险搏命，艰难创业，不怕竞争这些方面，还是非常突出。”
其次，优良的造船材料，是红头船顺风顺水的物质基础。上世纪70年代初在樟林港遗址南畔洲河滩及和洲河滩挖掘出土了两艘远洋双桅红头船，前者整艘船都用泰国楠木制成，从头至尾有49片壁板，构件的联接用的全是铜钉。后者也是用泰国楠木制成，且桅杆是用南洋出产的昆甸木制成。泰国楠木，木材有香气，纹理直而结构细密，不易变形和开裂，坚硬耐腐，寿命长，是造船的优良质材；而昆甸木，木质密度大，硬度强，能抗腐蚀，也是造船好材料。
先进的造船技术，更是红头船远渡重洋的基础。据专家初步考证，“南澳一号”始发港口可能是福建漳州月港，月港是明代隆庆元年东南沿海唯一的外贸港口，明万历年间更是盛况空前，史载“四方异客，皆集月港”，其造船工匠技艺肯定高超。“潮汕人，福建祖”，潮汕先民大多是从福建移民过来的，到了清朝，随着潮汕樟林港商贸的发展，必定有技艺高超的造船师至樟林港谋生。同时期，福建的外贸洋船是“青头龟”，构造与樟林红头船相近，高超的造船技术是红头船远渡重洋的保障。前期的红头船只有单桅和双桅，远洋商船以双桅居多，后期商船有增加到三桅的，俗称“三杆帆”。据《樟东风物记》介绍，这种三桅帆船，中桅高挂主帆，上有叠帆，头尾桅也各挂一帆。遇到好风时，中桅两侧又添翼帆以招风，叫“四帆开笑”，全船六帆齐发，充分利用季风，乘风破浪直抵目的地。
中国卓越的航海技术，是红头船顺利到达目的地的技术保障。中国很早就掌握远洋航海技术，郑和七下西洋是古代远洋航海技术登峰造极的体现。驾驭红头船的船师水手心中有一条条的“针路”。所谓“针路”，《辞海》解释:“古代以罗盘针指示方向的航海道路称为针路。” 其实在罗盘未投入航海使用前，航海路线已在船师中口口相授或用文字记录下来。如果是记录整个海域的航海路线及各种水文情况，那就是“针路图”了，也叫“更路簿”。杨国桢先生在其《闽在海中》记述，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的一本明代抄本针簿，摘录了其中有关福建的9条针路，9条之中，竟有5条与潮州府的南澳有关。而南澳正是红头船的必经之所，由此可见，红头船上的船师必定熟悉南海针路图。南海中岛礁散布、暗流汹涌、风云莫测，没卓越的航海技术，红头船不可能到达目的地。
红头船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经营方式，正是同舟共济的最好诠释。红头船的经营，主要靠货运商贸。由于一艘洋船连船带货价值高昂，大商人拥有巨资，但他们愿意与中小商人合作，由他们出船或出资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赚取巨额利润，而中小商人也得以借船出海，去赚属于自己的那份“经营之息”。在一条商船中，船主、贩商与水手形成了严格的商业伙伴关系。船主从中小贩商的商业利润中抽取商银，多赚多抽，不赚不抽。水手收入则根据船东抽银多少而按比分成。另一种办法是在船中留下100担的舱位，给船主装载自己的货物。其他头目，包括水手根据自己在船上的地位，也能占有不同空间的舱位。还有一种处理办法是，船东抽船税后，按约定比例与所有船工分成。这种合股经营的方式，获利成数大。
樟林港红头船，满载潮汕商人的希望，“溜过乌水”，成就一个个商业神话，留给潮汕后人的是深深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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