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局巷百年沧桑（下）：兴医重教余泽尚存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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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埠最早善堂：同济局巷里尚存清代旧宅
    “同济善堂”之名多认为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吴创志所创立于漳潮会馆东边。但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汕头市慈善团体一览表”中可以看出，同济善堂登记成立的时间是光绪八年（1882年）。从位置上判断，漳潮会馆东边，实际就是老会馆对面之同济局巷内，这一点与《社会季刊》记述相符。由此可见，同济善堂倡建的时间应该为光绪八年，而且早期是以“同济局”之名与仿效广州绅商公局模式运作，直至光绪中期，吴创志等人才将同济局转变为同济善堂，但仍然由六邑绅商以及方耀所拨给的花园塭水坪地、购置的同济桥西畔地以及部分市区铺产进行经营，这也是北洋政府时期发行的《广东省地图》中将乌桥岛西畔地标注为“同济局地”的原因。
    同济局巷之所以用“同济局”命名，说明这条小巷原并不存在，因为光绪初年同济局筹建才开辟而成。在同济局巷与打锡街交界，今存一处清代旧宅，门牌虽为打锡街，但其对面建筑物门牌为安锡巷（即原同济局巷）。为何有同巷异名之趣？说明同济局巷形成的时间晚于打锡街，同济局巷原应为打锡街与镇邦街之间的老会馆产业，因老会馆筹建同济局而打开一条新巷，同济局正门朝此巷，故因之为名。
    该清代旧宅外围有清代潮州房屋的风围墙，风围墙旁开一门，进入后，其正门朝向衣锦坊，有两道伙巷，一道为门外安锡巷，一道为风围墙内的小巷，风围墙内小巷存有两处古井，此巷后有门也可到安锡巷内的滴水巷。中间建筑物分为两层，清代木雕屋梁等均有保存，中有天井一处。这一处旧址在汕头埠老会馆东边，东边则为震，震五行属木，奇巧的是，房屋厝角的五行山墙也选为木式。而老建筑中两座山墙对应下边两处古井，依从易理可知，水井属坎，上震下坎则为解卦。这一设计，也和“解民所困”的慈善思想有某种巧合。此外，两口古井表明了当初此宅及其周边容人甚众，同济施医所、同济学堂也曾在此处附近，故不足数米，打出双井，一可供善堂周边住户饮用，二可为善堂周边防火用。
    综合上述分析，虽然这处清代旧宅不一定是同济局，但修建时期与同济局兴起接近，也曾和同济局同处一巷之中，保留了同济局巷内的古井，某程度上也见证了汕头同济局早期的历史。
    同济施医所与同济学堂：百年老善堂的兴医重教
    根据饶宗颐《潮州志》记载，汕头私立同济中学，其前身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同济善堂拨款成立的“同济小学堂”，位于镇邦街善堂内，宣统元年（1909年）转到乌桥处。镇邦街内的善堂，实际上是原属于镇邦街内同济局巷的同济善堂。因此，同济善堂是早期在汕头倡议建立学校的一类组织。但是为何并不是在光绪二十一年正式成立同济善堂时便决定筹建学校？这也和当时一宗争地案有关。
    吴创志等人创建同济善堂后，考虑在今外马路商业街口处筹建同文学校，在《社会季刊》内谈到“办产涉讼，致被收归官办”。同文学堂成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可见同济善堂与林仔肩、丘逢甲等人曾经合作创办了同文学堂，但是同文学堂最终因为地产涉及诉讼而停办。而同济善堂并没有放弃继续在汕头埠开设中学，在同文中学收归官办后，转而在同济局巷的同济善堂内继续办学，成立同济学堂。清代宣统时期，同济善堂为筹建医院，拍卖原同济局巷里的房产，同济学堂随之借同济享祠地（即今乌桥享祠直巷原红桥一小处）办学，后来又迁到崎碌联兴里，几经波折转到旧公园内街谢厝祠（即原国平路小学处）。最后，同济学堂与孔教会的时中中学、私立大中中学合并为今汕头第四中学。
    而在医疗方面，同济善堂在成立初期，就在同济局巷内善堂设同济施医所，聘请医生，向贫民百姓赠药，这些药品大部分都是由同济施医所的医生亲自监督制作。在民国建立后，就在中山路、镇平路、新马路交界处，建立一所同济医院，也就是俗称“红砖楼”（今金凤坛处）。而同济善堂在民国初期在新马路（即今民族路）中间建起同济医院后，同济善堂董事机构撤出同济局巷，也在新马路109号同济医院办公，因此在部分档案资料里，同济善堂登记地址与同济医院相同。同济善堂通过同济医院的确在汕头发挥过作用，尤其是民国五年（1916年）汕揭商益轮沉没以及民国十一年（1922年）“八二”风灾期间，同济善堂也救济不少贫民。不过，随着民国时期汕头社会局势动荡，同济医院场地多次被挪为他用，比如曾经是全市罢工指挥部，又在沦陷期内被占领作为军警所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政府机关所在，直至后来改建为金凤坛。
    同济善堂的衰落与同济局巷的消亡
    同济善堂为何衰落？这可从当时拆除安平一小（即老会馆）时出土一座地界碑的报道中说起。当时出土地界碑左为“同济善堂”，右为“张敬德堂至此”，此碑和乌桥塭地直巷口出土的“同济善堂张敬德地界丈八”的内容本质相同，同济善堂当时的地产多由绅商各自经营，这些绅商的堂号被刻在同济善堂地界碑之上。因此同济善堂之衰落，也和其多由绅董各自经营地产有关。时长日久，难免滋生私心，一旦绅董积欠他人钱财，同济善堂本身也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出现公产私用，这也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大量的同济善堂在汕头的地产逐渐转卖私人的一部分原因。
    同济善堂不同于宗教类善堂，因为经历光绪、宣统、民国、沦陷期等不同历史阶段，不仅各处产权资料容易缺失导致争议，更缺乏统一理念，即便从同济局转变为同济善堂，仍然很难协调善堂绅董在各项具体事务上的矛盾。所以，即便是在汕头沦陷期内伪政府企图恢复老同济善堂，也有心无力，只是在永和街原门牌36号处租赁一民房供同济善堂使用。
    解放之后，“同济地”已经长期被认定为乌桥岛别名，出于地名归一管理的便民考虑，同济善堂在汕头埠各处留下的老地名，也都悉数被重新改去。同济局巷因为在打锡街旁，被改为安锡巷；原在瑞安里旁的同济院后巷、同济院右巷等则被改建；而福平路与同平路之间的同济路，则被拆除融入到韩堤路中。与此同时，乌桥岛内的金山后巷，则被改名为同济三直路等。
    如今，“红砖楼”的同济医院早已因城市发展而拆去，唯有当初同济局巷内的清代古井，依然得以与巷内清代旧宅一同保存，一百余年的汕头慈善之根源，如今观之，莫不心生感慨，如能稍加修葺，或许对这个曾经兴医重教的同济善堂也是一种致敬。
    汕埠最早善堂：同济局巷里尚存清代旧宅
    “同济善堂”之名多认为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吴创志所创立于漳潮会馆东边。但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汕头市慈善团体一览表”中可以看出，同济善堂登记成立的时间是光绪八年（1882年）。从位置上判断，漳潮会馆东边，实际就是老会馆对面之同济局巷内，这一点与《社会季刊》记述相符。由此可见，同济善堂倡建的时间应该为光绪八年，而且早期是以“同济局”之名与仿效广州绅商公局模式运作，直至光绪中期，吴创志等人才将同济局转变为同济善堂，但仍然由六邑绅商以及方耀所拨给的花园塭水坪地、购置的同济桥西畔地以及部分市区铺产进行经营，这也是北洋政府时期发行的《广东省地图》中将乌桥岛西畔地标注为“同济局地”的原因。
    同济局巷之所以用“同济局”命名，说明这条小巷原并不存在，因为光绪初年同济局筹建才开辟而成。在同济局巷与打锡街交界，今存一处清代旧宅，门牌虽为打锡街，但其对面建筑物门牌为安锡巷（即原同济局巷）。为何有同巷异名之趣？说明同济局巷形成的时间晚于打锡街，同济局巷原应为打锡街与镇邦街之间的老会馆产业，因老会馆筹建同济局而打开一条新巷，同济局正门朝此巷，故因之为名。
    该清代旧宅外围有清代潮州房屋的风围墙，风围墙旁开一门，进入后，其正门朝向衣锦坊，有两道伙巷，一道为门外安锡巷，一道为风围墙内的小巷，风围墙内小巷存有两处古井，此巷后有门也可到安锡巷内的滴水巷。中间建筑物分为两层，清代木雕屋梁等均有保存，中有天井一处。这一处旧址在汕头埠老会馆东边，东边则为震，震五行属木，奇巧的是，房屋厝角的五行山墙也选为木式。而老建筑中两座山墙对应下边两处古井，依从易理可知，水井属坎，上震下坎则为解卦。这一设计，也和“解民所困”的慈善思想有某种巧合。此外，两口古井表明了当初此宅及其周边容人甚众，同济施医所、同济学堂也曾在此处附近，故不足数米，打出双井，一可供善堂周边住户饮用，二可为善堂周边防火用。
    综合上述分析，虽然这处清代旧宅不一定是同济局，但修建时期与同济局兴起接近，也曾和同济局同处一巷之中，保留了同济局巷内的古井，某程度上也见证了汕头同济局早期的历史。
    同济施医所与同济学堂：百年老善堂的兴医重教
    根据饶宗颐《潮州志》记载，汕头私立同济中学，其前身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同济善堂拨款成立的“同济小学堂”，位于镇邦街善堂内，宣统元年（1909年）转到乌桥处。镇邦街内的善堂，实际上是原属于镇邦街内同济局巷的同济善堂。因此，同济善堂是早期在汕头倡议建立学校的一类组织。但是为何并不是在光绪二十一年正式成立同济善堂时便决定筹建学校？这也和当时一宗争地案有关。
    吴创志等人创建同济善堂后，考虑在今外马路商业街口处筹建同文学校，在《社会季刊》内谈到“办产涉讼，致被收归官办”。同文学堂成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可见同济善堂与林仔肩、丘逢甲等人曾经合作创办了同文学堂，但是同文学堂最终因为地产涉及诉讼而停办。而同济善堂并没有放弃继续在汕头埠开设中学，在同文中学收归官办后，转而在同济局巷的同济善堂内继续办学，成立同济学堂。清代宣统时期，同济善堂为筹建医院，拍卖原同济局巷里的房产，同济学堂随之借同济享祠地（即今乌桥享祠直巷原红桥一小处）办学，后来又迁到崎碌联兴里，几经波折转到旧公园内街谢厝祠（即原国平路小学处）。最后，同济学堂与孔教会的时中中学、私立大中中学合并为今汕头第四中学。
    而在医疗方面，同济善堂在成立初期，就在同济局巷内善堂设同济施医所，聘请医生，向贫民百姓赠药，这些药品大部分都是由同济施医所的医生亲自监督制作。在民国建立后，就在中山路、镇平路、新马路交界处，建立一所同济医院，也就是俗称“红砖楼”（今金凤坛处）。而同济善堂在民国初期在新马路（即今民族路）中间建起同济医院后，同济善堂董事机构撤出同济局巷，也在新马路109号同济医院办公，因此在部分档案资料里，同济善堂登记地址与同济医院相同。同济善堂通过同济医院的确在汕头发挥过作用，尤其是民国五年（1916年）汕揭商益轮沉没以及民国十一年（1922年）“八二”风灾期间，同济善堂也救济不少贫民。不过，随着民国时期汕头社会局势动荡，同济医院场地多次被挪为他用，比如曾经是全市罢工指挥部，又在沦陷期内被占领作为军警所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政府机关所在，直至后来改建为金凤坛。
    同济善堂的衰落与同济局巷的消亡
    同济善堂为何衰落？这可从当时拆除安平一小（即老会馆）时出土一座地界碑的报道中说起。当时出土地界碑左为“同济善堂”，右为“张敬德堂至此”，此碑和乌桥塭地直巷口出土的“同济善堂张敬德地界丈八”的内容本质相同，同济善堂当时的地产多由绅商各自经营，这些绅商的堂号被刻在同济善堂地界碑之上。因此同济善堂之衰落，也和其多由绅董各自经营地产有关。时长日久，难免滋生私心，一旦绅董积欠他人钱财，同济善堂本身也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出现公产私用，这也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大量的同济善堂在汕头的地产逐渐转卖私人的一部分原因。
    同济善堂不同于宗教类善堂，因为经历光绪、宣统、民国、沦陷期等不同历史阶段，不仅各处产权资料容易缺失导致争议，更缺乏统一理念，即便从同济局转变为同济善堂，仍然很难协调善堂绅董在各项具体事务上的矛盾。所以，即便是在汕头沦陷期内伪政府企图恢复老同济善堂，也有心无力，只是在永和街原门牌36号处租赁一民房供同济善堂使用。
    解放之后，“同济地”已经长期被认定为乌桥岛别名，出于地名归一管理的便民考虑，同济善堂在汕头埠各处留下的老地名，也都悉数被重新改去。同济局巷因为在打锡街旁，被改为安锡巷；原在瑞安里旁的同济院后巷、同济院右巷等则被改建；而福平路与同平路之间的同济路，则被拆除融入到韩堤路中。与此同时，乌桥岛内的金山后巷，则被改名为同济三直路等。
    如今，“红砖楼”的同济医院早已因城市发展而拆去，唯有当初同济局巷内的清代古井，依然得以与巷内清代旧宅一同保存，一百余年的汕头慈善之根源，如今观之，莫不心生感慨，如能稍加修葺，或许对这个曾经兴医重教的同济善堂也是一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