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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地区有一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俗语：“私盐唔担欲掠喘”。这句俗语与潮汕的盐业生产和盐业管理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盐业生产最少在汉代就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政府专营的政策，而盐税又非常高，官盐与私盐的价格相差悬殊，如有资料说，宋代广东盐每斤40文，而政府名义上给盐民是每斤的收购价是1.8文，中间还有许多的折扣，而且这名义上的1.8文也不是现金付给而是用徭役顶替。就是说，政府一文钱不给，就可以把盐民所产之盐全部拿走，然后转手高价出卖。盐民为了生存，只得私下售卖自己生产的部分食盐。私盐比官盐价格便宜得多，消费者自然愿意买。食盐走私可以说历史悠久，它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国民党政府的始终。食盐走私一直是统治者的重点打击对象，也是政府和百姓矛盾激烈的导火线。在潮汕地区，食盐走私与打击走私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有的学者还认为“食盐走私是两宋闽粤赣边寇乱连绵的一个基本成因”。其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对官盐的盘剥过于沉重，生产官盐几乎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而政府对滨海地区的控制又鞭长莫及，大量的盐民为了生存，在生产官盐以应付政府的同时，也生产私盐。造成“官场私灶，星罗棋布，难分彼此”，这是许多地方志书地当时潮汕食盐走私现象的形象描述。
    古代对食盐走私罪的惩处是非常严厉的，重则杀头，轻者也要监禁重罚。但是，“民既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压迫越重，反抗便越激烈。所以古代的食盐活动以武装走私集团为主体，被朝廷称之为“盐寇”。民间熟悉的草莽英雄程咬金也曾担过私盐贩卖，被朝廷称为“海上强人”的澄海人的林道乾(活动于明代中后期)，也是靠走私食盐起家的。到了近现代，政府认识到单纯用严厉镇压手段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能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因此对私盐的惩处不象古代那样严厉，食盐走私便渐由零散的、自发的个体行动取代了有组织的武装走私活动。
    潮人称零散和自发食盐走私为“担私盐”。
    潮汕人“担私盐”最普遍的年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对红色根据地实行封锁，禁止食盐销往红军控制的区域。红军为了打破封锁，利用地下党组织，组织人员向红色根据地运送盐，有些商人和贫苦民众，也自发的向这些地区“担私盐”。这一时期潮人参加者并不多，一是国民党对向红色根据地“担私盐”的处罚是很严厉的，以通匪论罪，一是向封锁区内“担私盐”路途遥远，还要跋涉山路，且需要有人接应，艰苦备尝，所以地处平原者极少有人“担私盐”到红军控制的区域贩卖。
    潮汕历史曾经出现过可以说是潮人“全民担私盐”的现象，那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已到最艰难的相持阶段的1942年至1944年前后。这一时期，潮汕平原已为日寇占领，成为“沦陷区”，国民党政府则控制着山区和半山区，称“国统区”，还有宁间地带，叫“缓冲区”或“半沦陷区”。在日寇铁蹄下，百业凋零，民不聊生，人祸再加上天灾，当时的潮汕饿殍遍野。而当时日寇对国统区实行严厉封锁，事关百姓死活的食盐更是在严禁之列到处设哨站严查。但死罪敢当，饿罪难当，为了活命，很多人便加入“担私盐”行列。甚至平时脚不离鞋的文弱城市平民，也放下架子，挑起了盐担，走起私盐来了。
   “担私盐”是很艰苦的，要越过封锁线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白天不敢走，大路不敢走，只走人烟稀少的荒凉小路。一般是从沿海买了担私盐，躲过哨站，经过咸水坑进入潮安界，而后担到赤米埔，由赤米埔盘山越岭进入葫芦(不是潮州庵埠附近的葫芦市)，体力不支者到处为止，就地卖与别人，再由别人继续往国统区贩卖。
    要是仅仅山路崎岖难走倒也罢了，最危险的是过哨站。日寇统治时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那些把守哨站的乌脚警察大多丧尽天良，过哨站要搜身，为了躲避这班乌脚，如果前面有哨站，就是多险多陡的山岭他们也要越过去。但是，那班专渔肉百姓的乌脚一看见有人担私盐不过哨站就派人去追，追上了私盐没收，人遭毒打一顿，要是言语有不服就抓起来交“皇军处理”。所以，有的担私盐者眼看无法走脱，只得把盐担往草丛中一丢，空着手走路。这就是“私盐唔担欲掠喘”。其实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带问号的：我两手空空的肩上没担私盐，难道连走路喘气也不行?第二层意思虽没见你肩担私盐，但你喘大气，有担私盐嫌疑，也要掠去见“皇军”。原来，哨站抓私盐的乌脚也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只抓盐不抓人，你把盐担丢进草丛，我把盐没收，人可以不管，另一种人更歹毒，他们是盐要没收，人也是要抓的。
    现在虽食盐走私现象不能完全杜绝，但全民“担私盐”和“私盐唔担喘也要掠”的黑暗年代已一去不复返。只句俗语为我们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