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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民国三十二年,自去冬至春不雨将五月,春3月1日下过一场小雨后,又连旱两月,田园龟裂,赤地千里。当时的县政府在向省府报告中称:“三十二年米荒严重,弃婴塞途,饿蜉载道……受敌祸米荒之害者,人民死亡20万人,流离转徙7万人,老弱残疾5万人……”不久,东南亚潮籍侨团向县府捐赠一批救灾钱物,省府也派来救济团和安抚队,可是各级官员和救济团、安抚队人员中饱私囊,真正发到灾民手中钱物寥寥无几。当年,有知情者撰了一联,连夜张贴于县府门口,联曰:“救济团救济救济团,安抚队安抚安抚队。”翌晨,县长命役把联撕下,全然不管,百姓呼天叫地,无可奈何。 又记载:“7万余人逃荒,安达赣南者不足5万。”由于饥荒、饿死、病丧者众,好多乡村人去室空,“街巷发青草,夜不见灯火”。而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天灾兵祸,犹如雪上加霜,受害最严重的是海门镇,海门是个“耕三渔七”的渔港,当年部分耕地种水稻、番薯,因天旱,颗粒无收,唯一希望的是出海捕鱼。可是日寇占领潮阳后实行禁运,不准渔民出海,当时海门全港有渔船二万多艘,被日军烧毁和掠者1.6万多艘。有渔民因饥饿难耐铤而走险,结果被日寇发现,渔船被撞沉,人被枪杀。是年,全镇被枪杀、饿死、病死者达1.3万多人,加上外出逃荒的,原来有5万多人的海门港(包括农村),仅剩下万余人。 当年逃荒到江西的潮阳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少数人返回潮阳家乡。但多数人已在当地安家落户,繁衍后代,据粗略调查,目前居住在江西信丰、安远、赣州等地的潮阳籍人已达20多万人,他们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团结互助,相处融洽,有好多当年逃荒的潮阳乡亲,先后携其后代回乡寻根问祖,谈及当年情景,看到今日家乡新貌,犹如两个天地。 相隔20年后,1963年潮阳又发生了一次特大旱灾。《潮阳县志》记载:“从1962年9月11日至1963年6月9日,持续干旱270多天,5月份下过三次小雨,共25.5毫米,而蒸发量则为降雨量的16.9倍。”当时正值春耕,少量水库水和江河水被用完车干,水库见底,练江多处干涸,江底可以行人。面对严重干旱,汕头地委书记李静扬(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率地区有关领导来到潮阳,发动群众开展抗旱救灾,全县干群坚持抗旱抢插保苗,挖汲江底、水库底地下水,练江主流有13处深潭共安装80台抽水机1190千瓦,全县12个重点水库共安装27台抽水机824千瓦,抽取库底水,各地群众挖井取地下水,全县田野出现江河底挖井、水库底挖井,大井套小井和挖田头堀等办法,取水办田。中共汕头地委发动汕头市、潮安、揭阳等县支援潮阳抗旱,揭阳县炮台三斗涵地方用91艘20至60吨木船连结成全长1700米的浮桥,上设9条12英寸口径的钢管,并以9台抽水机抽取韩江水源,渡过榕江进入潮阳潮水溪,支援潮阳抗旱,普宁县乌石村引榕先后放水入练江。汕头专署拨出抗旱捐款9.5万元,潮阳县府拨款136.9万元,各公社、生产大队筹资共400多万元,投入抗旱战斗,可说是一方有灾,八方援助。全县每天投入抗旱劳力30多万人,田野白天人声鼎沸,夜晚灯火点点,沟渠涓涓细流,把受灾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县委提出“早造减收晚造补”的口号,在全县干群的拼搏下,是年晚造喜获丰收,全年水稻平均亩产536公斤,创造了大灾之年好收成的奇迹。 两次旱灾两个样,见证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潮阳人民才能战胜大灾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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