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乱到治：见证地方社会秩序变迁的达濠城

    达濠古城建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面积只有0.014平方公里，是全国现存最小的古城，于2010年列入第六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达濠岛上重要的历史遗迹，达濠城见证了这个滨海岛屿在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的变迁和转型。
    嘉靖以来，海盗猖獗，明政府逐渐失去了对东南海疆的控制。达濠地处滨海，河渡门便利的航海交通，成为海上盗寇流劫和割据的要地。明代陈瑾称“南澳向为贼巢，河渡门号贼窟”。
    据隆庆《潮阳县志》载：“河渡溪长数十里，南北通大海，南为钱澳、为广澳，北为马耳、为磊口，皆航海者往来湾泊之所。近盗贼多占据，大为民患”。嘉靖中期到隆庆前期，许栋、许朝光、曾一本、林道乾等当时著名海盗都相继流劫达濠，严重破坏海岛的社会秩序。
    由于盗寇频发，政府束手无策、疲于奔波，因而对于盗贼往往采取“招抚”的做法。达濠孤悬海外，远离潮阳县治中心，偏僻的地理位置不仅使达濠在海盗劫掠时难以得到官府的有效保护，更成为地方官员安插“抚民”的理想场所。明朝隆庆年间，官府就将曾一本、林道乾等巨盗招抚安插在达濠岛上，这不仅给达濠地方的生存空间带来巨大的压力，且接受安插于此的海盗又往往心存异志，许多“抚民”继续为盗而成为“抚贼”，危害地方。如“下浍，隆庆元年议招海寇曾一本于此……后竟叛成擒，然为地方害多矣”。（康熙《潮阳县志》）。
    地方官府将海寇安插于达濠岛上，不仅没有起到劝恶从善、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反而加重了对达濠地方秩序的破坏。因此，达濠岛民只能自己高筑寨墙，架设炮位，聚族合村以求自保。据《潮州志》载，“达濠寨在县东招收都，外临洋海，内达径门。嘉靖间达濠人轻敌敢战，倭寇攻潮阳，得其援，败之。厥后各族分筑三寨，联结自卫”。这些军事化村寨的建立，正是在中央王朝对地方控制薄弱，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民间自发组织的抵抗海盗侵扰，重建社会秩序的一种努力。
    清初社会鼎革，南明政权无力维持社会秩序，打着“复明”旗号的各路武装力量混战不休，加剧了达濠岛的混乱。据光绪《潮阳县志》载，“顺治四年，招、砂盗起。招收、砂浦二都距邑尤近，乘群盗起，亦效尤作乱。值骁少张礼浪游达濠，众拥礼为渠长，掠乡攻邑，自是四郊多垒矣”。
    随后，清军进入广东，为应对台湾郑氏集团，清政府于康熙元年实行“斥地”，“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立界驻兵，严令“官员兵民不准出界贸易并在迁移海岛盖房种地，违者该管文武各官俱革职，从重治罪”（康熙朝《大清会典》）。随着迁界的实施，海防前线向内收缩，达濠岛完全脱离了中央王朝的保护，成为海盗自由活动的基地。
    康熙五年（1666），海盗邱辉占据达濠岛，不断劫掠沿海各县，掳掠大量人口，很多都被贩卖到台湾。后来，丘辉归附台湾郑氏，开埠设市，“其达濠货物，聚而流通台湾，因此物价平，洋贩愈兴”。丘辉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既开展商业贸易，但也从事盗贼勾当，达濠社会秩序持续恶化。
    康熙八年，清政府批准复地，将海防前线推移至沿海地区，但海岛依然弃而不守。潮阳全县“得旨展复，惟达濠海岛仍在界外”。
    康熙十七年前后，随着清廷对台战略的变化，清廷开始巩固新占岛屿，以其为据点防守大陆，进攻台湾。康熙十九年清廷击败丘辉后，设“达濠营副将一，都司三，守备三，千总六，把总十二，兵三千名”。康熙二十年，在达濠岛上建达濠营守备署，重建中央王朝对达濠的控制。
    五十五年冬，康熙令两广总督杨琳等人在沿海地区修建炮台，加强海上防御。杨琳于康熙五十六年亲赴粤东各岛屿查勘，主持修建炮台等海防工事。“又达濠一营向设水师守备，并无城郭捍蔽，今筑城一座以资守御”。（杨琳《炮台序》）
    达濠城的建立，使清廷对达濠岛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社会秩序日渐稳固有着重要的意义。嘉庆《潮阳县志》载，“越丁酉年（1717），复于河东地创达濠城，以周防扼要，慎固棉封，可谓不留余力以遗后人矣。虽风雨飘摇，频加修葺，而历时既久，保固金汤，庶几乎百年无事，承见升平景象也”。
    从明朝安插海盗岛清初斥地弃岛，中央对达濠岛的管理逐渐减弱直至完全抛弃。为了维持生存空间，达濠岛民从明代建寨自保到清初被迫离开家园，中央王朝应对沿海动乱的每一个举措都对处于王朝政治边缘的海岛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从达濠营到达濠城的建设，清政府恢复了对达濠岛的统治，重建了地方社会秩序，达濠岛终于从200多年的沿海动乱中挣脱出来，重获和平安定的环境。
    今天，达濠城早已失去军事功能，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经过修缮的古城成为达濠一处优美的旅游胜景。漫步城中，看那被岁月侵蚀的城墙，依然见证这个海岛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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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特区晚报”2016、11、9
作 者： 陈爱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