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韩江的渡口文化

    长期以来，学界对渡口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政治史、交通史的视域之下。实际上，地方渡口往往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其创建、管理、发展往往与地方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密切相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水道渡口对地方社会而言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它既是民众出行的重要途径，也是商业贸易发展的必要设施。长期以来，学界对渡口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政治史、交通史的视域之下。实际上，地方渡口往往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其创建、管理、发展往往与地方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此外，渡口与地方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渡口与渡口之间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的深人，学界对渡口与地方社会的联系逐渐重视起来。
    据笔者统计，清代初期韩江中下游大埔、丰顺、海阳及澄海四县境内的渡口有44处，乾隆时期增至91处，嘉庆时期增至122处，基本反映出了这一区域清代渡口的发展脉络。而在实际中，韩江渡口的种类因航程、经营的性质以及地方情境而有所区别，其对应的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韩江渡口按经营的性质大致可分为官渡、私渡及义渡三类，按航行范围还可分为横渡、直渡及海渡三类。
    相较于大埔及丰顺县，韩江下游的海阳及澄海县地处平原，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人口稠密。境内渡口的设置与管理，与上游地区有所不同。海阳县为府城所在地，韩江在境内沿潮州府城墙蜿蜒而下。此一河段，是韩江水运线上最为繁忙的河段之一，上至大埔乃至闽、赣边界区域，下至庵埠、澄海等集市、外贸中心，是商船往来的汇集点之一，“通潮、揭、澄、惠食货之舟于城下”。而澄海则是韩江出海贸易的重要通道，境内水道交叉，“农、工、商、贾皆借船为业”，航运业的发展丝毫不逊色于大埔。
    据明嘉靖二十六年的《潮州府志》记载，海阳县的渡口有产溪渡、广济渡等7处；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海阳的渡口在10～13处之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海阳县的渡口增至23处。乾隆以后至光绪二十六年是海阳县渡口增加的主要时期。由于缺乏相关资料，难以区别海阳县的官渡及私渡。
    下游的澄海县，位于韩江入海处，支流较多，渡口也较海阳县为多。康熙二十五年的县志载，澄海有渡口16处，当中官渡13处，私渡3处；乾隆二十九年，澄海县的渡口达到41处，其中官渡15处，私渡26处；嘉庆二十年渡口有43处，官渡14处，私渡29处。从中可以看出，康熙以后澄海的官渡基本没有增加，私渡却增长迅速，这种情况与大埔县较为相似。澄海县的渡口一方面以私渡居多，同时，因为近海，澄海还出现了以樟林、东陇及南洋为中心的海渡。
    官渡及私渡的管理，统归于地方州县。然而其管理并非一般意义的针对渡口的单一的管理，而是一套融合了涉及船户及船只法令的交叉管理体系。依照规定，私渡船户需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饷银，才能在渡口进行有偿的营运。如澄海的私渡船户，必先至官府处获取“牌票”，有了“牌票”便具备官府承认的营运资格。
    牌票事实上可以理解为州县给予船户及其船只的备案凭证，船户在申请牌令票的过程中，同时也被纳入到官府的监管之下，船户必须履行相应的职责，其私人船只也必须按照规定进行登记。
    渡口船户受到严格的监管，官渡及私渡船户，都须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或由地方绅士担保，其邻接户族亦互为担保。《大清律例》有针对渡夫的行为规定：“若撑驾渡船梢水，如遇风浪险恶不许摆渡，违者笞四十；若不顾风浪，故行开船，至中流停船勒要船钱者，杖八十；因而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或不曾勒要船钱，止是不顾风浪，因而沉溺杀伤人者，以过失科断。”
    另外，依照条文，渡口船只的大小、航程、载人额数、渡夫的姓名、往来的渡口等信息必须登记在案。“每船置大白粉牌一面，将渡夫姓名、往来埠涉、船身梁头丈尺、水程里数、载人、收钱各数目，及归何处捕巡、河泊所等官管理，逐一开载。”
    通过这些规定，船户之间、船户与担保人之间形成了责任承担甚至是连坐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监视、影响。这些针对船只及船户的法令强化了渡口的有序管理。
    另一方面，随着清代韩江流域义渡、私渡等民间渡口的大量涌现，官府与这些渡口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渡口管理的成效。在上述法律条文以外，渡口的管理实际上还须落实到渡口占有者身上。另外，私渡之间的恶性竞争，通常需要地方官员出面协调。
    碑刻文献，由于保留着渡口经营者的诉求和官府的裁示，事实上具备法律文献的效用。遵照旧章、援引成案，往往在处理民间纠纷中具有规律性。
    从地方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渡口由谁管理，是由一家管理还是两家共同管理，以什么样的形式管理，其实都没太大的区别，重点在于这些渡口的主人能够和平共处、消弭争端。联元的处理方式恐怕代表了当时不少地方官员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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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都市报”2016、7、19
作 者： 李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