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领导南昌起义中的历史功勋（下）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

    在军事思想上，周恩来等前委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决定军事指导方针。在南征途中，部队冒着盛夏酷暑，沿着崎岖山路，长途行军，粮草奇缺，非战斗减员严重。周恩来及时根据部队的情况，修改行军计划；在军事上，他反对“避战”的错误军事指导，主张坚决抓住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周恩来、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同志亲自指挥下的会昌之役，俘虏钱大钧部900余人，缴敌械千余，取得了重大胜利。
    周恩来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中，仍不忘了解民疾，体察民情。他亲自主持中共前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劳动保护的政纲，提出工人八小时工作制，因公伤亡的赔偿，死亡的抚恤，失业保险，保护童工、女工，女工产前产后及星期休息等制度。他极力反对实行旧军阀沿用的筹款政策，主张实行“征发”、“没收”、“罚款”等财政政策。起义军到达临川以后，军饷一天天困难起来。领导层中对如何维持部队经济来源问题有过一场争论。有的主张，每到一地都实行提款、派款、借款等；但周恩来等多数同志则认为，这实际上是沿用旧军阀的做法，加重了贫困人民的负担，提出用征发地主粮食、没收劣绅反动派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罚款等新政策。起义部队到达汀州时，便大捉土豪，没收罚款。发还贫困工农已出的派款，仅两天，即得到4万余元。这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从政治效果来讲，都是很好的，在实践中也是行得通的。
    八一起义军开进汕头后，帝国主义等国内外反动势力对我军实施重重包围。早在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日、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就先后在汕头设有领事馆。起义军入汕后，他们以保护侨民、教堂为名，把军舰开入汕头港，并已脱下炮衣；姚雨平等率领的三艘军舰也在妈屿口陈兵；被吓跑了的潮梅警备司令王俊部三个团虽退出原有“防区”，但仍虎视眈眈；敌东路军代总指挥陈济棠所部三个师已向潮梅进发。
    以上敌情，当时的起义军领导人虽不尽了解，但面对严峻的形势是清楚的。“为可以应付外交，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暴动部队仍用“国民政府名义办事”。对此，笔者认为，这是在以上特殊情况下提出来的一个权宜之计，只不过是一个旗号而已。当时周恩来等前委领导既没有放弃，也没有放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部队进占潮汕后，周恩来等前委同志立即着手建立革命政权，任命共产党员赖先声为汕头革命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前委委员李立三为公安局长、郭沫若为汕头交涉员。在潮安、汕头、澄海、揭阳等县、市，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还召开过工农兵代表大会，提出了“分田分地”等口号，一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的白色恐怖气氛，广大人民扬眉吐气。后因军事失利，起义军只在潮汕七日。但这七天，是光辉的七天，难忘的七天，潮汕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之为“潮汕七日红”。
    尽管周恩来等中共前委领导同志对领导八一暴动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值得总结吸取的教训，但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是重大的，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周恩来坚决拥护和执行张太雷传达的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及有关决议。南昌起义部队前锋1927年9月23日克复潮州，24日进入汕头市，25日（一说24日），周恩来也到达汕头。张太雷在香港得知起义军入汕消息后，赶到汕头。他带着中共中央委托的有关使命，风尘仆仆，来到军中，主要是要向消息闭塞的起义部队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研究进军广州的有关政治、军事、人员等问题。一贯以顾全大局、遵守纪律著称的周恩来，对中央的指示是支持的，行动是积极的。
    张太雷到达汕头后，就先后于26日和28日，在大埔会馆起义军总部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研究中央关于成立南方局的指示，正式成立南方局并以之取代前委，周恩来任南方局成员和南方局军事委员会主任，负责处理起义军一切事宜；会议还传达、贯彻了中央关于取消国民党旗号的决定；研究进军广州的有关问题。张太雷代表中央来到受挫的起义部队，研究、贯彻了中央的指示，及时调整了部队领导机构，把思想动摇的张国焘排除出南方局，安排张国焘、李立三、谭平山等离开部队。应该说，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及时的。
    张国焘说，周恩来到汾水前线前，曾对中央的正确决定表示反对。其实，周恩来并没有参加汾水战役，而是留守汕头；他带领部队打退了敌“飞鹰号”进攻汕头的军事行动；在汕头，他还给前线打电话了解战情。这对张国焘的造谣是最好的驳斥！事实上，周恩来对中央的决定的态度是无懈可击的。他虽然说过到汕后，“以国民政府名义办事”，但这是在不知道中央1927年9月19日《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的情况下讲的；他坚持共产党在起义军的领导地位的思想是明确的，左派国民党只不过是一个旗号而已；到汕头后，他发动地方中共党组织和广大工农群众，在汕头的街头通衢，遍贴革命标语；在听了八七会议的传达后，降下青天白日旗，“易共产党之刀斧红旗”，把办了3天的《革命日报》更名为《红旗报》，继续作为起义部队的宣传工具。大量事实证明，周恩来等前委领导对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是拥护的，执行是坚决的。张国焘之所以不满而恶意造谣，是因为在南方局会议上，同志们对他的“动摇表现”意见很大，决定让他回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没有让他当南方局书记。
    做好起义军失利后的善后安排，带病坚守军中。汾水战役失利时，汕头已陷敌围，周恩来正患疟疾，发高烧。他从容地吩咐警卫人员保卫好革命委员会；命在参谋团工作的吴东去购棉背心，以便分发给战士。在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才与革命委员会人员坐汽船撤离汕头。上船后，他亲自带领一连人打后卫，一直打到流沙。到流沙后，他病得更重了，不能走路，战士用担架抬着他。在流沙教堂，他带病主持了军事善后会议，布置部队撤退和人员转移事宜。会议正在进行中，敌人打来了。最后他在杨石魂的护送下，安全撤往陆丰，直到10月8日，起义军首领基本安全撤退后，他“仍在军中”。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危机时刻，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同志、战士的安危；他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崇高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