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贤人圣人到神——从清末潮汕的“死提督之遗孽”旧闻看人物神崇拜的兴衰

    这是刊登在广州《时事画报》清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五（1906.8.24）第21期上一张有关清末方耀裔孙藉其威名像扶乩医人，愚惑乡人的图片。旁注有“贞珊绘”，铃有一“陈氏”印章，知为出自《画报》名手陈贞珊之笔。
    旧闻
    潮州普宁人士，素信神权，已属牢不可破。日前更有一事，足以令人喷饭者。普宁城内，高搭彩棚，旗帜飞扬，大书特书“答谢方军门天恩”。盖前水提方耀之裔孙，将乃祖遗像扶乩医人，中间或有病愈者，遂愚惑乡人，为之建醮酬恩。一时红男绿女，途为之塞云。噫！亦异矣！
    （陶）按：吾粤迷信，不止一端，怪怪奇奇，莫可名状。方提督果有灵乎？吁！愚人之愚矣！
    新说
    孔子曾经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儒家要求人们追远先圣先贤，肃敬先祖，躬行古道，厚养其德。
    历史上，先圣先贤、祖宗被赋予了敬仰、崇拜、伦理楷模、英雄本色的意义和色彩。人们为他们建堂修庙，立碑塑像，载于史册，颂于庙堂。
    在官方，这些历史人物被赋予了正统的价值、道德伦理与合法性的来源。在民间，则化作了神灵的崇拜，和能够交好运的保护神。
    在众多人物神崇拜中，关羽崇拜尤为突出。
    在中国的文献里，关羽有两种形象：历史文本里比较单薄，亦比较真实的关羽，和民间文学文本里为人们所熟悉的，武德兼备，完美得近乎神明的关羽。
    我们对历史人物关羽的了解，要依靠着晋代史学家陈寿所撰的传记和裴松之的注解。传记不足千字，连注解也不过两千，就记载在《三国志·蜀志》第六卷上面。陈寿称赞他对刘备的忠义，称赞他的勇敢可敌万人，亦批评他高傲以自取败。
    可到了民间文学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重新塑造，关羽过人之处被放大了，性格的疮疤却给掩饰掉，几乎变了个人。变化是悄悄出现的，足以让人们把理想当作真实。
    这一切，都是通过三国故事来完成的。宋朝国力积弱，辽、金、西夏、蒙古相继崛起。元朝数十年中，天下纷乱，群雄征战不已。大概是受了这些政治现实的刺激，“天下三分”的故事在民间颇为流行。“说古话”、搬杂剧，三国故事用各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艺形式风行天下，大受欢迎。到了元末明初，罗贯中依据前人提供的史实和传说故事，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部俗称《三国演义》的小说，流行如此广泛，除了极少数有考据癖的学者，世人都把它当成历史真实。
    关羽是《三国演义》里最完美的人物。作为民间文学里的人物，关羽忠诚、仁义、勇武、智慧，动言合轨，几乎兼具儒家理想中的全部美德。清初著名的《三国演义》批评家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这样议论关羽：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若云长……是古今名将第一奇人。
    这个崭新的关羽的出现，跟宋代理学大行其道的现实息息相关。明清以后，理学渗透整个社会生活，符合理学社会道德理想的《三国演义》亦广泛传播，关羽成为从帝王到贩夫走卒，甚至会党盗贼——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偶像。
    清代以后，从官方到民间，对关公的崇拜更达到高潮。满人入关以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已经对《三国演义》喜爱有加。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 ，就在盛京(今沈阳)建了关帝庙，赐与“义高千古”匾额。逢年过节，“官给香烛”祭祀。入关以后，先是沿袭明朝旧例，岁祭关庙。顺治元年(1644)，重修白马关帝庙，“定祭关帝之礼”。同时，还要求“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谒典礼”。尤其是到了嘉庆以后，国运渐衰。每逢国家出了大事，民间传闻关圣显灵，便有加封，大有“临急抱佛脚”的味道。到光绪五年（1879），这位关圣大帝因为累封，已有了22个字的封号。这时，关帝已成为与文圣宣王孔子并肩的武圣，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府县要尊诏营建关帝庙。民间又把关羽视为武神、财神、保护神。很多行业把关帝当作保护神建庙祭祀，有些百姓亦希望关帝带来点财运而造庙崇奉。正如赵翼在《陔余丛考》所说：今且南岭极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就是到了今天，关公崇拜与关帝信仰不仅在国内，在海外，特别是在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商人家中仍有极为广泛的影响。
    回到画报上，这位被当时普宁城内奉为神明的“水提方耀（1834-1891）”，他原名辉，字照轩，普宁洪阳人。出身行伍，以剿太平军发迹，官至潮州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他在职时，建造炮台，巩固海防；围垦造田，创立基金；开办教育，广设书院。光绪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去世时，两广总督李翰章六月初七日写的快马报送奏折即有“从戎四十余年”，“力疾治军，未敢暇逸”，“粤中士庶倚若长城”的评价，对他去世，“官绅同声惋惜”。并经奏准，在他履迹的地方潮州府、广州府、惠州府、嘉应州（今梅州）、东莞县“各城自行捐建已故水师提督方耀专祠，春秋官为致祭，以彰勋绩而顺舆情。”（《清实录·光绪实录》、《光绪朝硃批奏摺》）尽管方耀立下了赫赫战功，有功桑梓，惟其子孙良莠不齐，“该族强霸普宁集市，为非作歹，干了许多坏事。”（房建昌《潮汕地区中英交涉数事》，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第3期）尤其他的儿子方十三（1876-1951，本名方廷珍），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以致民愤极大，1951年8月21日在普宁公开枪决。但如果将其对子孙的民愤这些账都算到方耀头上，是有失公允的。而看病求神问鬼在广大农村向来有深厚的传统，许多疑难和慢性病到今天还没有特别的医疗手段，何况百余年前，画报之所能在“普宁城内，高搭彩棚，旗帜飞扬，大书特书‘答谢方军门天恩’”，“为之建醮酬恩”，因“中间或有病愈者”，且方耀时人虽已逝，但余威尚存，其裔孙方能抬“祖遗像扶乩医人”形式显现，创造奇迹。这一现象即所谓“显灵”，是区别单纯的“鬼（死者）”与“神”的要素。可惜这个时候“造神”的土壤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国门被迫洞开，民智渐开，其裔孙的“造神”运动亦就遭非议了，“足以令人喷饭”，“愚人之愚矣”。郑国藩在1923年所撰写的《省立第四中学校（今广东金山中学）同学录序》就曾感慨供奉在学校的方公塑像：“辛亥革命，像毁于兵，至今寂寂无忆及者，岂报功之义哉？”不就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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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特区晚报”2015、12、11
作 者： 陈贤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