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潮汕隐士诗略探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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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潮汕诗歌史上，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是《古瀛诗苑》和《潮州诗萃》。《古瀛诗苑》中选的元代诗人分别是陈牧隐、陈野仙、陈与言3人，所选的诗也仅四首而已；而《潮州诗萃》所辑录的元代诗人有7人，分别是杨宗瑞、陈牧隐、陈野仙、陈与言、陈文瑶、郑大玉、戴昌，共十四首诗，蔡起贤先生主编的《前贤诗萃》中选录的元代诗歌也仅五首而已，其中杨宗瑞一首，陈牧隐一首，陈文瑶二首，另外还有佚名诗两首。从这些选集来看，元代潮汕留名于世的诗人也就7人而已，而7人中竟有5人是隐士的身份。
    元代隐士数量骤然增多，并非只是个别地区现象，实际上全国都是如此。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
    一、对新朝的失望和不满元代是蒙古族统治，马上打天下，尚武轻文。建立王朝之后，统治者排斥汉族文化，进而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这种政策一直持续了整个元朝统治期。对政权的失望，直接导致了很多文人都选择远离官场，隐居山林以求避祸。比如陈文瑶诗《石穴洞天》中后两句：“秦皇空有坑儒计，不及空山打坐人。”这两句是说秦始皇空有杀害儒生的计策，但并不连累到山中打坐隐居之人。言下之意，隐居山林其实也是避祸的一种方式。又比如杨宗瑞诗《茂林》：“野水舟横行人稀，溪云断续树参差。南来北往年年事，归鸟巢林只一枝。”蔡起贤先生说这首诗的作者“见荒野之景，而生出世之心。”（《前贤诗萃》）杨宗瑞是元泰定年间进士，历官翰林学士，却仍有出世之心，从一个侧面也可见他对政局的失望。元代的政治环境断绝了很多汉族学子的当官梦想，大部分的文人只好选择无声的反抗，即遁入山林，不问世事。
    二、忠君思想影响中国历代都有遗民，在王朝变革的那段时间数量最多，元代潮汕地区也是如此。南宋末期，赵昺逃至潮汕地区，文天祥和陆秀夫忠君护国，流芳百世。文、陆二人是忠君爱国的典型，对元代潮汕地区的人文影响十分深远。温廷敬在《潮州诗萃》中就提到：“胡元一代，潮多抗节之士……其感于文陆之风者欤！”他认为元代潮汕文人之所以有那么多反抗元朝的义士，很大原因是受到文天祥和陆秀夫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之故。
    从诗歌的内容来看，元代潮汕的隐士诗中确实不单只是描写山林景色而已，在诗歌中偶尔也流露出对朝廷的不满和反抗的态度。比如《前贤诗萃》中所录的两首元代潮州佚名诗，就讽刺了蒲寿庚兄弟二人暗地向元军纳款请降之事，可见当时潮汕文人的忠君爱国之心。
    出于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认同，元代潮汕有一部分文人对异族统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选择隐居，再比如李关（海阳人，字子羽，号北源先生），他也是在至正年间，元军逼城而乘夜背负母亲避难，隐居不仕，教授郡邑弟子。
    三、科举废停和录取歧视元朝建立之后，自1234年开始，就废除了科举制度，采用世袭和推举的形式录取官员。一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恢复科举制度。而元代的科举制度都带有严重的民族歧视色彩，在录取中实行均额制，即蒙古人和色目人（即北方少数民族）合为一榜，汉人（灭金后归服的人）和南人（灭宋后归服的人）合为一榜，两榜录取人数均等，但是汉人和南人的人口数量远远大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总和，这种均额录取的方法，明显是不公平的。而且在科考中，同等成绩的蒙古人要比汉人和南人高一等，色目人比汉人和南人高半等。
    在元代，潮汕地区只出了8个进士（见于史籍有4人），宋代有172人，明代有160多人（周硕勋《潮州府志·选举表上》）。相比之下，元代科举的严苛可想而知。据有关史料记载，宋代科考118榜，录取进士42548人（缺3榜进士人数），明代89榜，录取进士24610人，而元代中期以后科考16榜，录取进士1135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元代隐士数量的增加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元代潮汕文人有很多都选择了把目光投向山林，或寄兴山野，或讲学传道，或著书立说，只可惜大部分著作都无法广泛流传下来。
    元代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不公平的科举制度，对潮汕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潮汕历史出现了文化断层。无论从元代潮汕诗歌的内容还是时代背景来看，都不难发现，潮汕地区的文人对元代的政治环境有很深刻的抵触情绪，选择隐居既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