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角艺

    这是刊登在上海《时事报·图画新闻》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上一张有关清末废除科举制后，饶平凤凰的老秀才们仍汲汲营营于会时文的图片。
    旧闻
    粤省饶平凤凰山社，当科举时代，社会筹集常年款项，作为会文（观摩而又含有竞赛、考试意义的文章写作集会，称为文会。会文指在文会里做文章）费用。现已科举停止已久，该社顽固老生仍照旧齐集文祠会课（文人结社，定期集会，研习功课，传观所作文字的聚会），以便开销常款。该邑风气闭塞，于此可见一斑。
    新说
    家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它维系、支撑着整个封建大厦，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明清时期，家族组织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基层社会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家族经济是家族组织的基础，为家族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和财力支持。科举制度是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读书人进入上层社会、提高家族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有效手段。在传统社会后期，科举制度和家族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张杰在《清代科举家族》中提出了“科举家族”的概念，即“那些在清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
    科举制度之所以与家族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明清时期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首先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因为要经过无数次的考试。仅科举中的初级考试——童试而言，需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场考试，而每次考试都需要经费。清代江西道监御史何凤歧在康熙十六年（1677）的奏折中写到：
    “县考有交卷桌凳之费，县至府城，近者二三百里，远者四五百里，各童既苦跋涉，又费资斧。目前军需繁浩，若停止府县两考，令每童一名纳银十两，该县收库给以收票汇解布政，其童剩年貌、籍贯、保禀、干结，该县造册申府，府缴学道，该道将童生姓名移咨布政与县批查对，年终报部，则有童钱名，可助饷万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
    在这份奏折中，仅一个童生参加县试、府试两次考试所用的费用，就达到了10两银子。清初10两银子通常可以买到10石粮食，相当于一个3口之家农民全年的口粮，甚至全部家产。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贫苦农民一般是负担不起的。而这仅仅是县、府两次考试，还没有参加乡试、会试。如果能考中进士的话，其所需考试费用是能推知一二的。这就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和考试费用。由于读书人是“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精力从事别的行业，在经济方面仅仅一个人和家庭是无法承担的，这亦就需要家族的支持。因而古代士人读书应试不完全是个人行为，经常肩负着整个家族的共同愿望。一个成年男子能够长期不从事生产而专心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其背后靠的是整个家族物力财力的巨大支持。一旦科甲有名，他们就有了政府所赋予的政治、经济、法律特权来维护家族的利益。其成败，成了继续保持家族门第的重要条件，就有了所谓“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唐·王建《送薛蔓应举》）、“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唐·李频《长安感怀》）。正如唐末王定保所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
    家族子弟入仕与家族的发展是互为促进，互为作用，有助于家族的持久与巩固，因而如画报中的“凤凰山社”虽地处粤东偏远山区，仍有“常年款项，作为会文费用”。
    画报中所谓“会文”、“会课”，不是指一般所称文人相聚谈艺的“会文”，而是专指“科举时代”为八股文所切磋的集会。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亦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亵渎圣人，每篇文章包括从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它历经明清两代，是延续了五百年的惟一教育、考试的专用文体，五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这一教育制度训练出来的人。
    “科举之制始于隋，盛于唐，经宋、元、明、清，至清末方废除。”（沈任远：《隋唐政治制度》）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三岁为一贡，乡、会、殿三级考试，通过锁院、糊名、誊录，分科取士以进士科为主，制度齐备，这都充分体现了科举的公平合理精神。明洪武三年诏告天下，特设科举，称“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后逐渐僵化腐化。如上文提及的八股文定于明初，备于成化，如果说最初它还仍有积极意义，日久则禁锢人心、窒息社会、愚民误国了。清末内忧外患，朝野有志者，改革图强，大多发现了科举之弊。晚清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新政立宪，科举制似乎已经到了不得不废的地步。因而，遂有1905年9月2日，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光绪朝东华录》）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结束了。
    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1905年9月7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一个月后，晋中太原县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写到：“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如何，有可忧可惧之端。”（《退想斋日记》）
    可喜可贺还是可忧可惧？一朝一夕，恐怕还难以确定。而延至今，在学术界仍有争议。更何况在当时尚属山野偏僻的凤凰山区呢？况且在废除科举的十五年前亦即光绪十五年（1889）当地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举人李香谿，亦就难怪老生们恋栈了。
    “凤凰山社”，即今凤凰镇，原属饶平县，至1958年11月割归潮安县至今。“文祠”系凤凰圩文氏祖祠的俗称，1927年改为华强公学，后更改为私立华强中学。1949年改名为凤凰区立中学、饶平县第三初级中学、潮安县第七中学，后学校搬迁至凤凰后河村溪埔，即今潮安凤凰中学。旧校址改建为凤凰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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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特区晚报”2015、4、20
作 者： 陈贤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