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艺术 爱生敬业——记忆“潮筝大师”徐涤生

    徐涤生先生素有“江南琶琶圣手”、“潮筝大师”之誉，但由于历史原因，1964年，他被遣送回原籍，回到生他、养他的海山石头村。但是，背着“五类分子”黑锅，先生的子孙不得不与其划清界线，可怜徐先生只得独居“丕钦祖祠”的一间“西厅”陋室。
    初到海山，粮食缺乏，徐先生只得每天上山，翻番薯（寻觅农民挖掘后残留的地瓜）、抓土鳖、钓水鸡。在苦难面前，徐先生重返艺坛的信心并未泯灭。很多当地人曾目睹徐先生席地而坐，借着钓水鸡的竹竿当琵琶，“轻拢慢捻抹复挑”，情之所至，旁若无人。徐先生毕竟是一位名人，左近也常有一些人慕名而来，使先生略微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但不久，一件事却令先生的人格受到极大的羞辱，精神上备受摧残。那天，在黄隆（徐先生的邻村，海山镇政府所在地）举行城乡（物资）交流，徐先生来到集市，从广播中听到熟悉的潮州弦诗乐，蕴于心内之乐兴倏然被撩起，遂寻声来到位于集市一侧的小楼下面听演奏，恰被楼上的乐人看到，即请先生上楼会乐。徐先生手拿秦琴，在僻角处坐下。此时忽有一市管人员上来扫视一周，转身下楼，片刻再度折回，指着徐先生大声训斥：“你不可在这里，下去！”众人闻之，面面相觑。一代潮乐名师，在小市管的淫威面前，被羞辱，被斥喝，徐先生脸色铁青，放下秦琴，匆匆下楼，头也不回，大步向石头村走去。
    文革期间，“五类”分子再度被推到风头浪尖。即便是位居省尾国角，穷乡僻壤的饶平海山，“黑五类”亦不能幸免。徐先生被挂牌，游乡批斗，生活更困苦。食物匮乏自不待说，就连柴火也成问题，徐先生常到附近香火很旺的“百爷公宫”，拔出香枝，回家生火煮食。冬天棉被单薄，先生在草席下垫上稻草，权作保暖御寒，有人问：“你不怕跳蚤咬叮吗？”先生苦笑说：“人睡了，跳蚤也睡。”
    所幸的是，在那艰难的时期，有几个年轻人给身心疲惫的徐先生送来了些许温暖。1970年前后，学生杨秀明告诉徐先生，他拟卖掉一架古筝给老师添件新衣。徐先生闻讯，嘱秀明勿买，希望把古筝给他捎来。不久，秀明托人把古筝带来，徐先生如获至宝，马上将古筝调校一番，给几位邻居大妈弹奏，一曲弹完，徐先生问：“好听吗？”答曰：“叮当叫，好听！”徐先生深知这几位乡间大妈不懂音乐，但仍兴奋不已。
    后来，一个历史的机遇，让一位青年进入徐先生的生活中。1969年，年届24岁的刘汉绍复员回梓。刘从小喜欢吹笛子，1965年参军到四川当铁道兵，时逢文革，有中国音乐学院学生串联来到刘所在部队住地，刘汉绍抓住机会，拜师半年，笛子演技很快提高。回到家乡，刘汉绍被大队委任为刚刚成立的宣传队负责人。刘自小仰慕徐先生的艺术，得悉徐先生赋闲在家，遂登门求教，徐先生有感于小伙子的诚恳好学，非常高兴，毫无保留，全力授教。刘汉绍与徐涤生的频繁交往引起石头村治安人员的“警觉”，遂向大队书记告密。其时石头村宣传队在海山已小有名气，书记深知徐先生的专业功力，嘱刘汉绍排除干扰，继续与徐先生交往，那些好打小报告的见状再也不敢说三道四。自此，刘汉绍毫无顾忌与徐先生交往，请益问难，徐先生也倾力相助。1971年，宣传队要购置乐器，徐先生还亲自写信介绍刘汉绍到汕头福记乐器厂找杨维兴先生。徐先生与刘汉绍论艺术，谈人生，忆往事，无所不谈，遂成知交。
    此后，徐先生的陋室又多了一些青少年的音乐爱好者前来拜师学艺。徐先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熬制猪皮胶为学员修补乐器；热心指导学员学艺。在他的精心调教下，少年林吉双苦练二年，即能弹《春涧流泉》等曲，其他学员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其间，有一位叫林进川的小伙子，想学琵琶，音乐悟性很好，但小指弯曲，徐先生认为他先天不足，劝其放弃。在恶劣的环境中，徐先生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对待学员情同手足，对待艺术认真执着，爱生敬业，令人敬佩！
    长期的劳累，使徐先生身体健康情况急转直下，卧床不起，生活更为艰难，靠学生寄钱、送柴草。1977年岁末，杨秀明给徐先生寄钱并向先生报喜，学生林玲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拟春节迟至元宵带其前来拜见徐先生。先生闻讯，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1978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六）清晨，家人发现徐先生臥室烟雾弥漫，推开房门，见徐先生已断气。一代“潮筝大师”走进历史。
    徐先生的谢世，让潮汕文艺界人士无不扼腕叹息，著名剧作家、诗人张华云先生写有《昭君怨·哀徐涤生》：学得明妃柔指，熟记霓裳乐旨。造化太憎才，殁蒿莱。  碧海青天迁客，一曲哀弦惨戚。冷月吊孤坟，欲销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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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日报”2014、8、31
作 者： 高百坚 陈其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