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思佐孝义动天地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

    为弄清举登翁氏一族所置义田的数量，笔者最近翻阅了明“理学名卿”，澄海溪南人唐伯元的《醉经楼集》，集中《中书宾印饶公传》云：“余郡惟翁襄敏公勤一生创义田千石，而规制缺焉，至今族人未得蒙分毫之赐。”以此看来，翁万达的谥号应是“襄敏”，并非《明史》所说“襄毅”。翁万达逝世于嘉靖，追谥于隆庆，可见此传当作于隆庆之后；唐伯元曾“独仗大义”，为翁万达之子翁思佐受到排挤而于潮郡士族中奔走建言。
    翁思佐（1546—1601）字克忠，号瞻涯，翁万达次子。万达去世时，思佐仅7岁，而其长兄思任已辞世多年。按说，作为翁万达唯一传人，思佐应该备爱呵护才是，可是事实却正好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应与思佐的出身和翁万达身后家庭结构有关。翁万达之弟翁万化在《明故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揭阳东涯翁公圹志》中，记述了翁万达的家庭结构：“（公）配张赠夫人，公葬之海阳龟山。继配孙封夫人。子男二，长思任，邑庠生，张出，娶李，蚤逝未议嗣。次思佐，国子生，侧室薛氏出，聘佥事海阳陈公一松女。女一，孙出，适都御史莆田邹公守愚子迪。”
    翁万达去世后，虽然其继母黄太夫人尚健在，但是翁家的家政已由翁万达遗孀孙夫人主理。因为思佐是“庶出”，所以得不到孙夫人的爱宠，这在揭阳、澄海两县的县志中都可得到印证。两志在为翁思佐立传时，皆直书思佐“不为嫡母所喜，惟委曲承顺，积诚以感动”。在这段文字中，“惟”字用得十分剀切，既说明思佐只有这种出路，也隐约可以窥见思佐有逆来顺受的性格。但可叹的是，思佐终究没有感动孙夫人，失宠之下，翁家的家业便为万达的女婿邹迪所独占，从而才会出现唐伯元所说的翁氏义田不能分赐族人的现象。
    虽然翁思佐在翁家受到排斥，但他毕竟是翁万达的唯一子嗣，所以幼年即得荫国学生，长大后又得荫为太常寺典簿，后晋南京户部山西郎中。有必要说明一下，永乐皇帝把帝都由南京迁到北京之后，南京那套中央机构却一直保留着，虽都是闲差，却显得颇为清要。思佐得此闲职，自然说不上春风得意，因此终以“嫡母老，疏归终养”。其实，这个挂冠理由多少有些差强人意。据周光镐《明农山堂集》所载，思佐返潮之后，“卧病近郊，进退维谷，日欲乞休披发，以谢此辈；又以孙夫人在，顾虑反思。”这里所说“近郊”，系指由翁梅斋所购置兴建的翁氏在今潮安金石的住宅；所谓“此辈”则当指长期独占翁家产业的邹迪。
    翁思佐碍于出身，一直未能出而与邹迪交涉。这种情况直至其长子翁锐过继于亡兄思任之后，才有了微妙变化。翁锐过继思任之后，便得到万达“嫡系冢孙”的资格，于是开始与邹迪交涉，而且交涉很得所有潮州士族的支持。翁锐的岳父周光镐，曾就此事给翁万达之侄翁思俊去信陈情。周光镐，潮南峡山人，明万历年间位至大理寺卿。翁思俊，号鮀峰，广西布政司经历，旧时潮州府城有俗谚云“一富翁鮀峰”云云；鮀峰之女嫁与周光镐为媳而成姻亲。信中周光镐先委婉陈明：“近如高门令侄辈，受人倾挤，通郡人咸切齿，盖伤司马先生（按：即翁万达）之后，不宜受此毒螫……不佞自初，力劝令侄（即翁锐）勿与之争，为其揭讼四出，彼（翁锐）故不量力应之，已非计矣。近见令弟瞻涯（思佐），亦同弟意，切责诸郎，不知彼非得已也。”意思是，翁锐不得已应讼与邹迪打争产官司，周光镐和翁思佐都是不甚支持的。而后，周光镐话意一转，直率而恳切地说：“可以道恳恻于夫人之前者，至亲无如吾亲家。不佞亦蚤念之意，亲家必敦懿亲之情，善解斗之策，乃至今未闻出一言了此事，其意为何夫？责赘甥以大义，全弟侄之一线，持此心以报司马，俾亲者诵德、闻者诵义，此高门一段美事，门下得无意乎？夫高门子侄今日之享，孰非司马先生之贻，饮水知源，决不可坐视成败，亦不忍同堂为人鱼肉。”这里周光镐既对翁思俊的不出一言表达不满，又深切希望他应责无旁贷地对有关二人施加影响。其一是“道恳恻于（孙）夫人之前”，其二是“责赘甥（即邹迪）以大义”，而且道出了“高门子侄今日之享，孰非司马先生之贻”这样的重话来，隐隐透出了其气愤之情。这场官司，最后以翁锐收回潮州府城东门城楼下翁厝巷的产业收结。但是，举登那些数量颇大的义田，就不明所以了。后来，翁氏把翁厝巷产业的主宅改建成“翁襄敏公祠”。
    “道义自在人心”，历史的事件虽然过去很久，但是数百年之后，依然有公义。蔡起贤先生《读〈稽愆集〉》中写道：“此次纠纷，当是家庭内部争执，孙夫人似是袒护婿家，故后来她的遗像在邹氏家庙享祀。当时鮀峰不出一言，也有苦衷，‘又以孙夫人在’的缘故。但周光镐、唐伯元等，独为此事大抱不平。翁、邹两家，前辈交游，何等亲密，不料翁万达死后，竟有此变，真是人心叵测！”当然，孙夫人出于对亲生女儿的偏爱，把秤砣倾向于邹婿，也不难理解。若参照当今法理，女儿也有继承权，则又当别论。只是孙夫人未能公允对待庶出，还是应予谴责的。
    大概在这场争纷的过程中，翁思佐劳心劳力，终于一病不起。县志里是这样写的：“其将卒也，家人问后事，皆不答，犹亲诣母诀，然后安枕以寝。”看，思佐抱着沉重的病体，舟车劳顿数十里，从金石别院到府城府宅，专程与孙夫人拜别，其孝义之情能不动人？因之得崇祀揭阳、澄海两县乡贤祠。这在古代是一项至高的荣耀。
    在翁思佐身上，既有“官二代”而得荫学赐爵的光环，又有家族中备受排斥的阴影。但不管如何，他很上进，少时曾隐迹于阴那山中读书，多年之后，重履阴那山，作《重游阴那寺》二首：
    十载重来谒上方，依然犹似旧僧堂。
    当时猿鹤如相讶，今夜随人明月乡。
    共眠一榻在山隈，去住明朝不自裁。
    请看窗前明月白，早时曾向西中来。
    二诗录自梅州人程志远所著《阴那山志》。由这仅存的遗诗，已略见其才情，而更可见其毕生从事著述之勤的，则还有二项成就在。其一，编辑翁万达的《思德堂诗集》，近年影印此集，见集中有不少“男思佐识”的按语；其二，据《翁氏举登族谱》所载，思佐还著有《白云板》，惜已失传，是诗是文，作何题材，都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