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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乐群戏院”，在抗日战争，水深火热，何以乐群哉!这是沦陷时期府城唯—的戏院。
　　稍后，才知道它叫郑厝祠。在大门两旁各有一个边门，这种祠堂规格很高。舞台搭在露埕上，坐南朝北。上面则是跨度很大的竹棚，竹棚上开了好几个窗口，用绳子控制上面可以开合的篷片，作为透光通风之用。后埕也用竹棚盖着。戏票分头等、二等和三等。中间十四行为头等，边座和二十行以前为二等。其余为三等。因为边座有木栅拦与通道隔开，买三等票的许多人爱站在栅栏外观看，老百姓又叫做“企等”。
　　我在这里看过“五出连”。所谓“五出连”，是由“八仙祝寿”、“仙姬送子”、“京城会”等五个小戏组成的。五十年代，中央曾经拍成电影，作为对海外宣传的资料。过了十年，就变成传播封建毒素了。四十年后，曾经和某领导进行过有趣的讨论。他批评某剧团在乡下演“五出连”。我估计他没看过。一问，真的不懂。当时，我也记不全，幸亏座上有一位老文化局长。就请局长为之介绍。我再说，虽然有封建思想，却是在宣扬真善美。现在，只有在农村演老爷戏才能看到“五出连”，城市里再也看不到了。
　　戏院离家很近，多看几场。祖母嫌太破费，总是叽咕着，出出戏都一样，看一出就知道了，何必出出看。父亲听了，不做声。因为祖母晚上不出门。过几天，拿一张日场票给祖母，说是人家送的。过几天，人家不“送”票了。可是祖母已经穿戴齐整，催我去问父亲。父亲说，好好，去买去买。从此，别人看戏，祖母就不再叽咕了。
　　当时看过什么戏，全部忘记了。只记得有土地公，有打老虎。《桃花过渡》是唯一的例外。因为“倪了倪”唱了一次又一次，姊姊在家里也唱过。夜场戏要做到天光，花生或者甘草橄榄、五味姜吃完就睡着了。半夜，一阵紧似一阵的大锣鼓把人惊醒。啊，是打仗，兴奋了一阵，仗一打完，纳头又睡。后来，读到鲁迅的《社戏》，才恍然大悟，原来全中国的小孩子看戏的德性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戏院，看过两个“客串”戏。
　　一个长得高高的男子，据说是姓柯的瓜子店阿舍。扮演一个败家子，一出场就是滑稽相，走路丁丁冬冬，开口都是“蓬弄空”。说他百事晓，讨老婆的事也晓。人家就叫他百事晓。听说，他后来下海了，还写出几个好剧本。
　　还有某小姐也“客串”过，这应该算是稀罕事。他的父亲是敌伪管粮食的小官猴，还是戏院的股东。小官猴是戏迷，小姐也受到影响。总是在家里唱着，小官猴纵恿小姐登台。选上的戏出，要叫人家做丈夫，小姐不肯。小官猴答应给一个金戒指，小姐才粉墨登台。什么戏，忘记了。只记得，小姐颓然倒下，手伸起来，挡住要打他的丈夫，叫了一声：“夫君哙”。第二天人们都说她，软过糯米糍。
　　在这里还看到“跳加冠”。一个晚上，大约八点钟。音乐停了，演员也回到后台。老板把最好坐位的前后三排十几个观众请走。一批人进来了，坐定之后。响起欢乐的乐曲，一个演员戴着小鬼壳出来又唱又跳，最后把手里卷着的条幅张开，是“加官晋爵”四个字。来客中有人走上台，用红桶盘盛着一个红包，班主出来接受。寒暄几句，各归各位。戏再开始。如果开场就有够品级的官，也应该演出，演过一次，假如有更大的官进场，还要“加官晋爵”。
　　有一次，两个卷发姿娘买票后，在戏园前看剧情广告。一个刺流仔，把香烟头放在一个姿娘的发卷里。过一会，烟雾袅袅，等到发现，头发去掉一小把。“短命仔”、“死涧仔”、“斩头仔”、“放铳仔”，两个姿娘破口大骂。旁边的人摇摇头说，要是惹着正经姿娘就麻烦了。
　　过去的戏班实行童龄制，潮州戏又以真嗓唱曲。人类从童年到青年的发育间，有一个变声期。班主买了戏仔，如果变声期来得早，就亏；要是变坏，更惨。唯一的办法，是推迟发育期。最有效的两招：限制洗澡次数，个把月不洗澡是常事；控制饮食，不让吃饱，少吃鱼肉蔬菜。经常吃到的菜是干乌豆。乌豆用水浸泡，加盐煮熟，再炒成半干状。放到竹筒里，夹不到就吃白饭。小口吃饭，增加夹豆的次数，那就别想吃到第二碗饭。做戏不久，都学到“骑马夹”的绝招。平行的两只筷子，笔直插入竹筒，稍为夹紧，提起来就是两粒。如果能夹到三粒，算是运气好。潮州有一句俗语：“父母无志气，卖仔去做戏”。孩子不听话，用“卖你去做戏”吓唬他，很有效果。
　　还有人说，戏班拜神，供桌上的猪头是翻过来摆着的，做戏的人“勿面”。是不是这样，真想亲眼看一看，可惜没这个机会。至今还是一个未解开的结。
　　戏院搬走了。祠堂在整修。
　　从此以后，电报局设在郑厝祠。解放以后，邮电合一，就称为邮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