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堆里捡来的周都爷朝板

    1966年炎夏8月的一个晚上，一名青年跟随人民公社领导来到辖区一大队听取工作汇报。汇报结束后，青年的目光漫不经心地投向大厅所堆放的物资上。突然，他眼睛一亮，发现里面一个长方形的袋子绣着金线闪闪发光，很是好奇，于是拿起袋子打开来看，一件长50厘米左右浅黄色的光滑长条弧形的东西呈现在眼前。青年疑惑地问：“这是什么？”一旁的大队干部答道：“这是周都爷的朝板。”第二天，青年带上这件东西去请教专家，才清楚了解到这是一块明代潮汕名人周光镐所使用的象牙笏板。
    笏板，是古代大臣上殿朝见帝王言事议政之时手里拿着的板子，俗称朝板、手板、手笏或朝笏。笏板相当于今天的记事本，可以在上面记录所要上奏的话，以防止遗忘，也可以记录帝王的旨意。笏板的具体尺寸见于《礼记·玉藻》篇，其中记载：“笏度，二尺有六寸。”相当于现在的51厘米左右。笏板的质料因持笏人的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据《礼记》记载：“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板用玉、象牙、竹片或槐木制作，根据质料来区分大臣的品级，普通人持笏便属违例，因而笏板在古代社会是一种身份体现和地位象征。
    笏板的使用根据《礼记》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到了清代，因为礼节的不同，笏板废弃不再使用，所以，明王朝成为古代最后使用笏板的朝代。而周光镐的这块象牙笏板，根据《明会典》对文武官员常服的规定：一品至五品，笏俱象牙；六品至九品，笏俱槐木。那么，周光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块笏板的？
    周光镐（1536-1616），字国雍，号耿西，晚号止庵，潮阳县（今汕头潮南区）峡山人。于1571年中进士，中试后，被安排在大理寺实习，随后分配到浙江宁波府任推官，先后代理奉化、象山和慈溪三县的知县。五年后，升南京户部云南司主事，1578年转为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1580年晋为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1581年任四川顺庆府（今南充）知府，1586年任四川按察司建昌（今西昌）兵备道副使、监军，1588年升任四川布政司右参政。1592年任临巩（今甘肃兰州）兵备道、陕西按察司按察使，次年任巡抚宁夏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这也是周光镐在民间被称为“都爷”的缘由。1595年晋升为“九卿”之一的大理寺卿，他没上京赴任便毅然辞官，于1596年回到家乡归隐不出。
    从《明会典》的规定和周光镐的履历综合来看，推官是正七品官，主事是正六品官，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周光镐适用的只是槐木笏板。到1580年晋升正五品郎中后，周光镐用的就是这块象牙笏板了。这块笏板陪伴了周光镐17年的政治生涯，直至1596年告老还乡。
    对潮汕历史有兴趣的人都知道，明代潮汕的文教事业十分兴盛，人才辈出，科举成绩也异军突起，很多人在朝廷担任要职，甚至出现了“御街呾白话”的现象。周光镐是继翁万达之后又一位潮籍边疆大吏，是明代潮汕仅有的两位地方督抚大员，两人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周光镐的这块象牙笏板，是这一段辉煌历史的见证。明代的象牙笏板存世较少，国内少数博物馆虽然也有陈列，且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但笏板原本的主人早已不可考究。周光镐后人历经明清、民国将其保留下来，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
    然而，就是这么珍贵的历史文物，却一度被丢弃在“废物”堆里，险些葬身火海，粉身碎骨。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当时幸亏青年及时出手相救，否则等到天亮象牙笏板是在劫难逃了。
    青年姓翁名绍川，是峡山人民公社党委办公室人员，当晚跟党委书记黄庚盛一起到峡山大队了解白天红卫兵查抄“四旧”的情况和成果。他看到的堆放在大厅上的大宗物资，其实就是红卫兵抄来的古籍字画等“四旧”物资。当翁绍川得知手上拿着的笏板是红卫兵从周光镐后人处缴获时，他对这块笏板产生了兴趣，离开时征询大队干部的意见后，将笏板带回公社。
    回到公社后，翁绍川和几位同事反复研究该笏板是何质地制成，一时大伙也得不出结论。次日，他带着笏板到峡山中学请教原潮阳县文化馆馆长马哲民老师。经过马哲民的鉴定和一番讲解，翁绍川才加深了对周都爷事迹和象牙笏板价值的认识。后潮阳文化馆知道此事，希望用两部半导体收音机向峡山公社党委交换象牙笏板，党委领导不同意。后又提出400元有偿收购，也是未果而终。此后，象牙笏板被翁绍川保存在档案室铁皮箱里，到上世纪80年代他调离镇政府时才交由镇会计保存。直到1993年，周光镐后人修建周光镐纪念馆时，象牙笏板才完璧归赵，重新回到其后人手里小心收藏保管着。
    周光镐的这块象牙笏板，是1580年升任五品官后开始使用的，距今已430多年。该象牙笏板品相保存完好，包浆滑润，纹理清晰，有类似木纹装饰图案，是研究明代官吏制度的实存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这块稀有的象牙笏板既补充了我市馆藏文物类型的空白，又丰富了我市文物收藏保管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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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特区晚报”2016、2、22
作 者： 周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