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座建筑

　　职业加上爱好，这些年来，所见过的潮汕老屋也可谓不少了。有的老屋乍看非常恢宏，或相当精美，但“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什么感动；有的老屋，论规模也许不算宏大，论装饰也许不算精致，但几乎用不着摩挲与探究，却很容易感受一种精神，从冥冥处飞来，盘旋着和激荡着。地都枫美村纯笃公祠给我的印象，就属于后者。
　　当然是“余生亦晚”的缘故，我在枫美村沙池尾一带走动的最初时间，是“文化大革命”那阵子，纯笃公祠已不是祭祀之所而是作为学校使用着了的，以当时的中学生的观念和爱好，我对它的来龙去脉当然不能清楚也不会去寻根究底。及至几天前市社科联郑智勇主席邀请我去看看这座古建并告诉我这是为了纪念郑文海而建筑的时，我才恍然大悟。却又自责过去主编《地都区志》的时候，多次阅读过郑文海的有关文献并有所辑录，怎么就没有去把那些文献与纯笃公祠联系起来呢？
　　面对一座陌生的潮式祠堂，而有如此复杂的思想活动，缘于我对郑文海这位先生有着一种崇敬之心。当年在清光绪《揭阳县续志》中，读到郑文海的传略，大意是说：秀才郑文海在邹堂乡很有威信，他看到村前大片咸田因为没有筑堤和深浚河溪，碰上旱、涝年份，几乎都是颗粒无收，于是他率先垂范，自掏腰包，联络了同乡秀才郑世美等几人，并发动全乡群众，外筑长堤，内浚深溪，终于使几千亩望天田变为腴田，使全族人口得益。为此，乡人勒石神山书院纪其功德。后来，我们还采集到碑文的抄件，它对挖溪筑堤的过程与意义等记录得明明白白。这篇题为《开溪序》的碑文被我收录于区志的《文化篇》中。我对郑文海这位清初乡先生的认识与崇敬，正是缘此而来。
　　在邹堂的南面，是大片的洋田。这片一望无垠的榕江冲积地，其形成年代，已相当遥远。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因为没有构筑抵御咸水的江堤，因为没有完善的排灌系统，所以一直是低产水田，碰上干旱，咸度提升，甚至几年都不能耕种。郑文海的功绩，是通过筑堤开溪，使之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成了邹堂的粮仓——也即这个潮汕望族得以兴隆发达的物质基础。地都镇有4万亩水田，这个片区占三分之一，时至今日，仍然是揭东地都滨海地区广大人民群众“衣食其利”之所。按照过去表达纪念的形式，为他建立一座祠堂，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所以，我以为，咸丰年间倡建这座祠堂的邹堂郑氏族众，他们所做事情的意义，确乎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所谓“利在当代”，如同《开溪序》所写，在于让当时人不要“食其利而辄忘瞻彼其溪”，不要以为溪之存在，是“固然也已”的现象；所谓“功在千秋”，在于“垂奕世之遗征，使后人之贤其贤而亲其亲，乐其乐而利其利，以致莫世不忘”。
　　一个人与一座建筑，它就是这样唯物而且辩证。要而言之，人是建筑的精神和灵魂，建筑是人的精神与灵魂的载体。没有郑文海其人，祠堂不名其为“纯笃”（文海之“号”），没有郑文海率众“力可挽其造化”的开溪壮举，使上千顷不毛的滩塗地变为高产良田，实现“彼苍天其如人何”的命运大改变，供奉郑文海的祠堂就不可能那么庄严肃穆，那样让人身处其境而不能不油然起敬。
　　诚然，郑文海在世时不过是一位县学的廪生——享受公费就读的秀才，也不见他有什么华文巨著行世，但是，它的“善综家政”的人格力量与组织能力，他的“独肩其事”的热心公益事业的精神与勇于担当的态度，他的率众开溪而使“美利直济万世”的历史贡献，却使他的形象高大而且永恒。以至于高昂宽敞的祠堂，在凭吊者的眼中，也只是适得其所，恰如其分，而没有一点夸张、一点炫耀。
　　祠堂的木雕、石雕都巧夺天工，完全可以成为潮汕建筑装饰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而构图丰富、色彩淡雅的梁架彩绘，也非当时一般工匠所能完成，显而易见应是哪一位大师的手笔。邹堂郑氏在那个天灾不绝、兵燹踵至的年代，而要投入一定是很可观的资金来营建这座纪念先贤的祠堂，只有一个解释是绝对肯定的，那就是他们对于先人的虔诚的崇拜。正是这种祖先崇拜的动力，使他们愿意竭尽所能，一丝不苟。这样一种对于先贤顶礼膜拜而化成的行为，它的严肃性、严格程度，是别的办事态度所不能代替的。正是这个缘故，郑文海是一代名人，而供奉郑文海的纯笃公祠成了瑰丽的建筑精品。
　　从“一个人与一座建筑”这一现象透视过去，可以看到，在历史的那一头，有无数先贤以自己的崇高道德和身体力行，为乡里为地方为国家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遗产；而历史的这一边，无数先贤的孝子贤孙，在营造报本追远的载体时，可以把这个载体作为码头，作为驿站，由之起步，义无反顾地前行，以继承先贤遗志、弘扬先贤美德，把家园建设得更美好。
　　一个人与一座建筑，为什么往往应是加以保护的文化遗产，其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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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揭阳日报》2008-09-02
作 者： 彭妙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