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基与“风水”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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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潮汕各大宗族谱记载，无论是“河佬”还是“福佬”，他们迁潮的原因往往和寻找“风水宝地”有关。下面的事例可见一斑。
    潮汕向有“陈林蔡，天下镇（占）一半”的俗语，其中林姓人数占第二位（在海外侨界居第一位），总数超过百万。潮汕林氏祖籍河南卫辉县，是商代名臣比干之后，晋永嘉年间，时任晋安郡王的林禄迁居福建，林禄生九子，均贵为州牧，故称为“九牧世家”。
    “九牧世家”自宋代大规模入潮后，广泛分布于潮汕各地，特别是在有“林半县”之称的揭阳，据说由于林氏宗族势力强大，以至于民国时的揭阳县长必须姓林，才有办法当下去。
    揭阳林氏聚居人数最多的要数是揭西的钱坑寨。该寨位于揭西县的南部山区，和普宁相接壤，目前已发展成一个绵延数公里的巨镇，全镇近十万人口基本姓林。然而，为什么林家的天下却称“钱坑寨”呢？这里面有个故事。
    传说在宋代以前，此处本来是杂姓群居之地方，但在遭受宋军大扫荡后，只剩下钱氏宗族一支独旺，故宋时称“钱家寨”。
    据《钱坑林氏族谱》记载，南宋末年，宋大理寺评事大塘君之子，“饮读读书，性好风水”的南山公（名均正，字渭玉）自福建避乱入潮。当他见到榕水逶迤，群山环绕有若桃源的钱坑时，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避世的“风水”佳地，遂决定在此寻找安身之所。
    于是，他先屈身为钱员外作工，后又向他租借一间厝屋，自己养鹅放鸭，过起小日子。在养鹅放鸭之时，留心观察山川形势，后来终于在新架山坡上觅得一块藏风聚气、山环水抱的“虎地”，可以做为“生基”，但该地为钱员外所有，南公无计可得。
    一年，钱员外寿诞，南山公特选一对大鹅前去祝寿。钱员外大喜，而他则在一边流泪。钱员外惊问其故，南山公道：“生租钱家之屋，死无葬身之地。”钱员外慷慨地说：“此不用愁，新架山随你选一块地。”南山公喜出望外，正中下怀，破涕为笑，并请钱员外在白扇上题诗作契，员外持笔写道“新架落龙白披披，结具山地传后代；林送钱家一对鹅，钱送林家一个窝。”
    冬去春来，也许是真的得到这块宝地灵气之助，南山公娶妻生子，开枝散叶，林姓繁衍兴盛渐发达起来，而钱家却日渐衰落。钱员外临终时，饱含感情地对南山公说：“这个地方日后恐怕是你们林家的天下了，但看在老友的面上，钱家寨这个‘钱’字切莫改掉”。南山公答应了钱员外的要求，遂将“钱家寨”改为“钱坑寨”，此寨名一直沿用至今。
    南山公死后，就葬在自己挑好的这块虎地上，这里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名穴”，每年的大祭，都十分隆重。目前，南山公派下的子孙已有十万人之众，遍布海内外，成为揭西盛族。
    澄海莲下杜氏的开基也与“风水”有关。杜姓发源于长安京兆，南北朝时迁至福建莆田，到宋时出了个不喜功名却热衷“风水学”、得易学大师邵康节真传的杜十郎，人称杜半仙。杜半仙虽精通“风水”，却不想以此为生，一心寻觅佳地为“日后子孙计”。为寻觅可以使子孙安宁和发展的佳地，他从莆田沿着武夷山脉一路寻“龙”进入潮汕，先后找了五个地方都不十分理想，但当他来到尚属海滨荒芜之地的澄海南洋乡（也称莲阳）时，发现龙脉先托起一郡之文峰——钟灵毓秀的莲花峰，然后再潜溪过河一直延伸到海滨东陇河和莲阳河之间舒展结穴。因此认定南洋乡是一个来龙深厚沉雄、砂环水聚之理想佳地。于是，杜十郎遂将家族大部分人带往南洋创乡。
    杜十郎认为，“杜”与“肚”同音，有“肚”必有“屎”，故潮人将肚子称为“屎肚”，肚里有屎象征着丰衣足食。于是，他特意请了两户姓史（与“屎”谐音）的人家来一起居住。他临终前，一再嘱附子孙要善待史姓人家，不使绝后，子孙遵从祖训，故二姓一直和睦相处。后来，杜氏大宗祠还特意建在近茅厕的地方，也是取肚里有屎之意。
    南洋杜氏日后人丁繁盛，成为当地望族。当代著名学者杜国庠即是莲下兰苑乡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他曾以“一乡人口有十万举世仅有我南洋”来应对郭沫若的“大佛身高近百尺，全国唯数吾乐山”，可见杜国庠对家乡的人口众多十分自豪。
    揭阳炮台镇的北面的桃山乡，是谢姓聚居的巨大乡落。谢氏发源于河南唐河县的谢城，南北朝时最盛，谢安、谢玄、谢灵运皆一时英杰，与王导、王羲之的王姓并称“王谢”，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指是二姓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谢氏英杰随东晋王朝过江后，主要颁布于江浙福建和江西，到南宋末年，被杨慎称为“宋末诗坛之冠”的谢翱在福建自募乡兵追随文天祥抗元，转战进入潮汕。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方饭亭被执后，谢翱隧隐居潮汕，成为谢氏入潮始祖之一。桃山的谢氏即是谢翱之后。
    传说桃山谢氏开基始祖谢宗文原居于揭阳玉滘，其父谢东山富甲一方，元代末年，谢东山一家遭贼寇洗劫，谢东山和妻黄氏被杀，只有“赤脚”庶室石氏婆抱着黄氏所生谢宗文和自己亲生女逃脱。可是在后有追兵路上，一个大人带两个小孩，理难全活，石氏婆只得忍痛舍弃亲生女而带着谢宗文逃至地厝渡口。贼寇追及，问她为何舍弃亲生女而独抱谢宗文逃出，石氏泣言道：“此儿是谢氏宗祧所赖，吾不敢顾其私而殄先夫血食”。贼寇听后，竟为其义举所感动而放他们过江。（类似的故事在魏晋仕族南迁时也发生过，《晋书》载邓攸带着妻儿和亡弟遗孤一同逃难，所乘牛马被贼掠去，邓攸对妻子说：“路程遥远，与其二小儿尽死，不如弃已儿，存弟儿，我们以后还可再生。”妻从之，遂系自己儿于树而去。最后终于渡过了长江）
    石氏带着宗文过渡后，流落到桃山潘员外家为佣。在石氏含辛茹苦的拉扯下，谢宗文长大后不但考中秀才，而且农业日兴，儿孙繁盛，几十年后即成为一方巨富。致富之后，他“建宗祠、置义田，以赡穷乏”（见《揭阳县志》）。在石氏百年之后，刻其“神牌”供奉于家祠龛首。几百年过去了，桃山谢氏终于发展成了拥有十八个围头，人口数以万计的巨大村落。
    在桃山南面，有一个创建于宋代的古村落，即苏氏聚居的雷浦村。传说当年苏氏祖先由福建到此，相中了这块状似一只雄鹰的“鹰地”，遂建寨定居。可是，这块“鹰地”的鹰嘴正好对准桃山乡那状似仙桃的“桃山”，当时又传言“活鹰”要啄食“仙桃”，这使桃山人十分顾忌。
    为铲除“鹰地”的地灵，桃山乡特请来名“风水师”孙仁。孙仁了解到两村因接壤处那片状似“鹰翅”的竹林，常有盗贼出没而使二村互相怀疑指责；而桃山村每逢死人出殡又必将经过雷浦寨内，雷浦人嫌其晦气而常与之争执，这两件事常为导火线，并把火引到“风水”身上。两村由是隙怨日深，大有水火不容之势。
    孙仁是远近有名的“和事佬”，向来善于利用“风水”化解矛盾。他首先用计使雷浦村砍去那片为盗贼渊薮的竹林，又对桃山人说“鹰要食死人肉才能活，你们出丧时将棺木抬入雷浦寨内，正好畏活这只老鹰。桃山人听后，恍然大悟，急忙绕过雷浦另修一路以出殡。两村的隙怨和“风水”之争遂得以平息。
    到了明代，雷浦村出了个家资殷富的苏员外，妻子郭氏是江对面的潮阳西胪人，曾怀孕五胎，都早产夭亡。后来有“风水师”告诉他，问题出在他那建在鹰地的府第上，若要使子孙昌盛，应于府第前前后后种上浓密的树木。员外照办，在府第周围广植树木。不久，郭氏果然在元宵节诞下一女婴，取名六娘，苏员外视为掌上明珠。苏六娘天生丽质，聪颖过人，见过的人都说她是仙女下凡。六娘长大后，到潮阳西胪舅父寄读，不料却与表兄郭继春互相爱慕，二人竟背着父辈私订了鸳盟。谁知苏员外因与人打祖坟官司，到潮州府请能通天的杨书办帮忙。一日，杨书办偕儿子杨子良到苏府赴宴，恰好窥见惊彩绝艳的六娘，魂不守舍的杨子良归后即害起了相思病。杨书办便托苏氏族长来说亲，苏员外求之不得，一口应诺。
    六娘闻知，死活不从，后听从婢女桃花的主意，连夜过渡逃到京北桃花家中（“桃花过渡”是潮汕最著名的民间小戏），伺机与表兄私奔。杨家探知后，十分恼怒，修书给苏氏族长，严厉责问苏家为何不守诺言，容许这种伤风败俗之事发生，并要求苏氏严行族规族法，惩治六娘。
    苏族长于是谎称六娘父母病危，用计哄骗六娘回家。六娘一进村，即被族长命人强行拖到祖祠，打开神龛，在祖宗面前历数六娘败祖辱宗的“淫奔之罪”，最后按族规将她装进猪笼，运至京北渡口，沉入榕江双溪嘴活活淹死。表兄郭继春闻讯后悲痛欲绝，在西胪蹈江殉情。数天后村民发现二人尸体飘到一起，紧紧拥抱，只得将他们捞起合葬。后来又传说这对有情人化为两只白海豚，长年在西胪和雷浦之间游弋，村民言之凿凿，不由你不信。这段千古爱情悲剧后来被搬上舞台，成了潮剧中的著名剧目。
    传说雷浦之所以会出苏六娘这样美丽的“有伤风化”的女子，是由于其后寨门朝向桃山的原因，因为桃山总不免使人想起“桃花煞”，潮俗家宅也有忌种桃树的习俗，据说桃树容易成精，蛊惑男人，徒生灾祸，何况雷浦寨门正对着植满了桃树的桃山，不出“有伤风化”的女子才怪呢。于是，此寨门自苏六娘事件后一直被紧紧封住，直到现代才打开。但昔日风景秀丽、神秘幽深的古寨，已风光不再，只有残破不堪的老宅，伴着那被当成垃圾丢弃的宋代石鼓，似乎在向过往的人们无言地诉说着这个千古的爱情悲剧。
    在丰顺县汤南镇新浦口（现属梅州，过去属潮州）也有类似的斗“风水”故事。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曾任南雄府沙水镇巡检的罗氏先祖罗安从福建莆田来到此地，见榕江北河及支流从山中流出，在此地汇合为潭，背后三山迭翠，风光秀丽，遂把它“喝”成“出山蛇”地（“喝”有夸张比附之意，潮人至今仍把夸张称为“喝”，如“喝白铁”，即指空口无凭，信口开河）。风水师们总喜欢把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依照其外形特征，把它夸张或比附成通俗易懂的灵物或吉祥物，称“喝形”，这些自然界一经比附成功，就好象获得了相应灵物的魔力，成了充满生命力的肌体，所谓“生气萌于内，形象成于外”。“喝”成“出山蛇”地后，罗安就规划在此建一个圆形寨——“龙上古寨”与之相配。该寨经扩建后，现已成一个占地1.6万平方米、内有三条宽6米的大街和六条宽3米的小巷，共有72座合院和11座祠堂的巨型围寨。
    “龙上古寨”建成之后，没想到后来的黄姓宗族，却偏偏占了寨子对面的“鹰地”，其鹰嘴正好对准古寨。罗氏家族开始坐立不安了，因为鹰要啄蛇，长久下去恐怕子孙难保。于是，他们偷偷派人将黄氏祖祠前的一棵大榕树用盐水浇死，破了“鹰地”的风水，黄氏没法，最后只得迁到榕城居住。
    从以上例子中可看出，“河佬”和“福佬”的迁潮确与寻找“风水宝地”有关。众所周知，“风水学”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那正是潮人的祖居地之一，它在魏晋时随着“河洛人”的南渡被带到了南方，并分化为以江西为代表的形势宗和以福建为代表的理气宗。形势宗多着重以山河地理等自然环境的“形势”起伏变化来作出吉凶的判断，它由避黄巢时乱的唐朝国师杨筠松带入江西，并在他隐居的兴国三僚形成传派。该派历史上风水大师辈出，其中以勘择明十三陵的廖均卿为代表的廖家，历史上曾出过几十个国师和钦天监博士。笃信“风水”的潮州更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地方，三僚历史上有“七廖下潮州”和“不到潮汕不出师”的说法，这意味着潮人懂“风水”、好“风水”，三僚的任何“风水师”都必须到潮汕来露一手才能见功夫。理气宗则以五行的生克和星宿及气运方位的变动为依据，即俗谓之飞星派，它主要称盛于福建。受到这二种“风水学”的影响和熏陶，迁潮的福建和江西仕民都有一定的“风水学修养”，他们或自任堪舆家，或聘请风水师，竭力为子孙寻觅一个可以安居的“风水宝地”，然后又在“风水学”的指引下营造藏风聚气的居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