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通志·演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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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俗通志·演艺志／倪钟之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国民俗通志／齐涛主编)
    ISBN 7-5328-5292-X
    Ⅰ.演… Ⅱ．倪… Ⅲ．戏剧史—中国 Ⅳ．J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6229号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但自求学时代起就对戏剧，曲艺等表演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建筑工程局，在处室工作。这本来是很好的岗位，也为很多同学所羡慕，但我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久便调入了一个曲艺杂技团，成为专职编导。但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在与艺人们接触中，我发现他们身上保持着许多行业性习惯和作风。当时并未理解其中尚有民俗一层意义。为了与艺人们打成一片，与他们聊天时，也不时地说起行话来(实际不这样也不行，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不这样，便无法与他们交流)，对他们的其他一些习俗也在无意中执行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艺人通过学习已然放弃了过去的许多行业习惯，向新型文艺工作者转化。尽管如此，在他们身上，传统的生活习惯仍占有相当的比重。当时，我还接受天津市文化局的一项委托——整理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寿臣先生的表演经验。涉及张先生的学艺过程时，许多有趣味的生活琐事引起我的注意。今天回过头来看，其中包含着许多演艺界民俗。但当时民俗学在我国已经消失多年，我的头脑中也不可能具有民俗学的观念，对这些内容只能作为艺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其目的仍是和我所研究的理论相联系。如艺人们的师承关系，我在接触艺人时，感到这是他们看得最重的一环，虽然在当时不断遭到批判，称为封建门户观念，但批判是批判，执行是执行，并未能阻止艺人们行动，包括当时的名家也是如此。其他如艺人的从艺方式(包括搭班、取酬及与江湖交往等)也与表演有关，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我对这些都作了记录，并整理了“相声师承系统表”(即艺人们所谓“家谱”)。这可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文艺工作者最早整理的一份“家谱”。谁知在“文革”中，这成了我的一项罪状，说我为封建门户续家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当然，由于历史清白，与那些和我在同一编导组的国民党演剧队的军官、“特务”、敌伪警长、封建文人等比较起来，我的遭遇要好得多。其实，像他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老文艺工作者，虽然参加过一些组织，但也大都是从艺的需要，并未做过反人民的事。最初团内负责运动的骨干都是艺人，他们对我搞相声家谱并不在意：谁知被当时进驻文艺界的军代表发现，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责令检查。在当时，所谓“检查”没有一个能通过的，实际就是被揪斗的预兆。幸亏当时军代表换班，这件事就拖了下来，后来让我参加一些演出中的杂务工作，总算未遇上更大的麻烦。但多年积累的材料都被迫上缴，亲眼看着焚烧了，这使我十分痛心。
    “文革”后，我调入当时文化部在天津组建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除了行政事务外，还担当中国曲艺史和曲艺概论两门理论课的教学。在编写《曲艺概论》的讲义时，我把曲艺民俗列为一章。那时并非有什么民俗学意识，只是因为这些内容无法向别处归类，只有作为民俗才能表达其内容。谁知无论哪次讲到这章，同学们都是兴趣最浓。我只是简略地介绍，主要是联系与创作、表演和欣赏的关系，但下课后同学们追着询问的却都是直接涉及民俗的那些内容。后来我在参加俗文学学会的会议时，碰到研究民俗学的专家们。他们鼓励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经过酝酿，终于在1993年写成了《曲艺民俗与民俗曲艺》，该书出版以后，引起了民俗学界的注意。首先是段宝林先生写来了长信。他说，为研究曲艺民俗，他过去也带学生到扬州进行过田野作业，但结果未能正式出书。此书出版应算做曲艺民俗的第一本著作，值得祝贺。当然，他也指出其中的不足，如民俗的定义尚需进一步斟酌等。最后又向我问了一句话，他说：您在曲艺界工作多年，一定有丰厚的积累，不知为何此书所用材料都是引用别人的，是否还有另写一部著作的打算?其实当时我并无此想法。引用别人的材料表示这并非是我个人的说法，起码可以证明我的说法不是孤证。但他也提醒子我，可以再写一部更为充实的曲艺民俗著作。
    转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牵头，段宝林、过伟先生主编的《中国民俗大全》启动，其中的天津卷由我负责。我找了几位在天津民俗方面有研究的专家组成编委会，本想推选其中一位做主编，但推来推去还是由我负责。这就迫使我读了—些民俗学基本理论，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民俗学方面的文章，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了民俗学界。当然，曲艺界的活动还是我的本差。这样的背景，使我在曲艺研究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就是把艺术学中的曲艺向民间文化的曲艺转移，把曲艺研究列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除了研究多年的曲艺外，我对其他艺术门类也有所涉及，如戏曲(特别是京剧)是我自幼的爱好，曲艺研究与其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多年来，各种地方戏也进入我的视线范围，这方面的资料我也收藏。“文革”中，我所在的曲艺团与京剧团合并，我因此与许多京剧老演员成了朋友。另外，在研究曲艺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与撂地的民间艺人接触，有的还有了很深的交往。所以，我便产生了把这些民间艺术归人传统文化研究的思考，也一直想通过什么角度进行较全面的论述。正在这时，我接到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叶涛先生来电，商量是否可以担当他们正在筹划的《中国民俗通志·演艺志》的写作任务。这一方面正好能完成上述设想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为我的民俗研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所以，就愉快地接受了。
    把我国各种传统表演艺术作为民俗学的一个分支专门叙述，演艺界和民俗学界都未曾做过；各种艺术形式的民俗怎样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应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但毕竟同属表演艺术，其民俗也应有某种同一性。因此，在叙述中如何针对“民俗”，抛开表演艺术的本身，则是这次重点思考的问题。对此，我进行了探索，又根据两次作者碰头会上确定的原则，完成了这部著作。但书稿完成以后，我又感到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虽然民间艺术形式本身是民俗的组成部分，但作为演艺民俗来讲，却又另有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应该指那些习而成俗、世代相传的内容，不是研究表演的特点及优劣。因此，本书在引用有关表演艺术家们的论述{或选用照片)时，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不是以艺术家的声望、对艺术的贡献为选择标准。引文我基本照抄，有的略作删节，照片有的略去表演者姓名。当然，为了避免发生侵权之嫌，引文作者或照片拍摄者与我是朋友的，我均写信与其联系：有的虽久慕其名，但未曾碰面，只好注明出处，望能得到有关人士及艺术家本人的谅解。
    第二，我曾在民间演艺团体工作多年，与许多艺人(包括名家)是朋友，对其习俗虽说有一定的了解，但毕竟不是艺人出身，而是以新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参与其间，这样，就使我目前的研究与对演艺民俗的深层次理解之间仍有—定的距离。尤其是对那些今日已不存在的民俗事象，有的过去始终未曾进行过专门的整理，情况更是如此。这些问题本书只略有涉及，更深层次的理解还有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只能作为我今后的研究方向。
    第三，本书是《中国民俗通志》的一个分册。我在写作过程中，虽然一直牢记“志者，记也”的标准，但摘惯了理论研究的人，往往会不自觉地夹杂着论述的成分。我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难以保证不偏离轨道。但是，叙也好，论也好，均未离开演艺民俗。凭个人水平，此次也只能如此了。如果能听到具体意见，将来有机会再作修改。
    根据以上几点完成的就是现在这部著作。具体内容如何，还是请专家、读者们去评论，我再解释也都是多余的话了。但不管怎么说，写作的过程确实促使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在阅读中，我又进一步发现，每位艺术家的传记，似乎都是一部演艺民俗史。但过去对这方面注意不多，有的是被整理者有意地回避，有的是被忽略了。我想，今后，如果有人再整理这些前辈艺术家的成长过程时，对其中的民俗事象多予以关注，不但对演艺民俗研究是一种积累，而且还能使其传记更加丰满，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我在完成此稿后，又陆续发现许多有关材料，不可能再一一列入，这也是本书的遗憾吧!但这种遗憾又是一种常情，似乎出版过著作的人都有此种感受，但也不可能完全达到理想，只有待将来去补充吧!
    这次成书也为我今后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应该感谢《中国民俗通志》的策划者和山东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如果说几年前出版的《曲艺民俗与民俗曲艺》，把我无意中引入了民俗学界，那么，本书实际上是我在学习了几年后交出的又一份答卷。是否合格，尚有待于考官们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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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倪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