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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善堂门前的人力车塑像
从竹轿转身手车,又从手车转身三轮车,是汕头市区客运业的两次进步。手车和三轮车曾经是汕头市区的客运主力,是适应民众生活需求的产物,是汕头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研究它们的历史,可以解读其它的汕头史料信息。 老熟人谢君乘坐汕头市南翔汽车运输公司的出租车。与司机侃大山。司机告诉他“我老公(曾祖父)是扛轿的,我公(祖父)是拉手车的,我父亲是踏三轮车的,我开轿车,我家四代是轿夫啦!”(轿夫,潮音读“轿埠”) 谢君将此作为趣闻告诉我。我告诉谢君:“这四种职业有渊源关系,而汕头市南翔汽车运输公司,是这种渊源关系的最合法集体传承者。” 汕头埠轿铺在九如巷 轿,中国古老的客运工具。轿跟进新兴的汕头埠。汕头埠何时有轿铺,我目前尚未掌握到资料。但可以断言:应时而生。沙汕头从一个船员泊靠的小岛屿到商品集散地,再到商埠,来往的人多了,脚力不济的有钱人有需要,就有了轿,接着就有了出租轿的轿铺。轿,有木制和竹制,但老一辈潮人统称“竹轿”。竹轿,古汉语语汇在潮语中的遗存。 半个世纪前,小公园行街口代人写信的王直臣老先生说,汕头埠的轿铺设在福平路九如巷的寮内。寮内,也称“乞食寮”,丐帮组织所在地。轿铺就是丐帮组织经营的。轿,由轿铺购置,轿夫则临时招募,轿夫多来自各地农村的失业农民。他们集结在轿铺前排队待工。有人来轿铺租轿,铺主与雇主讲定出轿费,然后派轿夫出工。一般轿租是出轿费的25%,轿夫的力资是出轿费的75%,如果是花轿(扛新娘出嫁),事主给轿夫赏金或小费,则归轿夫所有。这项分配比例比较合理,所以轿夫和轿铺老板一直相安无事。清朝末年,汕头埠的地盘迅速扩大,人口迅速增多,商务更加繁荣,轿铺生意日旺。轿铺经营者以为机会来了,增置了一批新轿,这是一笔大投资。谁知好景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汕头埠引进人力车。人力车即将淘汰竹轿,轿铺面临破产,丐帮性质的轿铺经营者恼怒之余,发动乞丐在整个汕头埠闹事生非。商家们知道了原委,筹集一笔资金赠送轿铺,弥补其损失,化解了一桩破坏性的社会矛盾。 九如巷,福平路与民族路交界处的一条小巷。 手车代替竹轿 手车、车仔,是汕头人对人力车的俗称。手车曾经是亚洲各国重要的客运工具。因为源自日本,所以最先称“东洋车”。最先的东洋车车身涂黄色,因此又称“黄包车”。尽管后来不一定涂黄色,但仍有人称黄包车。黄包车由二个胶轮、一个木制车斗和两根长约1.6米的木制手把构成,两轮置于车斗两侧、车斗坚固于车轴上,上端配折含式雨篷,两根手把坚固于车斗前端,车斗呈阶式上下两层,上层为座位,下层为脚踏板(可放置少许行李),由1人拉动,只限载客1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人力车进入汕头埠。先由汕头海关和怡安洋行、太古洋行、汇丰银行等机构的高端人士购进来作为私家代步工具,车夫专门聘雇。继而便有了专门经营人力车客运生产的商人,他们从香港或上海购进人力车,发租给人力车夫。辛亥革命前后,汕头埠从事营运的人力车有60多辆,租轿生意受到严重打击,日渐式微,至民国初,竹轿在汕头埠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汕头埠的营运手车发展至民国七年(1918年)有200多辆,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有800多辆。解放后,汕头市总工会领导人力车工人自力更生,逐步淘汰人力车,1957年12月5日,汕头市最后一辆人力车被送入博物馆。人力车在汕头的历史有57年之久。 竹轿,两个人抬着一个人,人力车,一个人拉着一个人,后者对比前者显然是生产的进步,不少轿夫,转身当了人力车夫,劳动强度明显减轻,收入也有所增加。 1938年,汕头沦陷前,汕头的营运人力车达到800多辆,人力车工人几近二千(汕头是不夜城,一辆人力车一天里可按不同时段租给二至三个人力车工友)。在不到10平方公里的老汕头市区,每天有800多辆人力车在“多拉快跑”,可以想象其市容繁荣活跃的景况。必须说明的是,本地人是极少坐人力车的,雇坐人力车者,除少数阔少小姐者外,大多是外地来汕的客商。他们坐手车,多有请手车工友带路的目的,由此可知当年汕头商贸之旺。 三轮车代替手车 汕头沦陷前夕,是人力车的营运黄金时代,汕头沦陷,百业凋敞,人力车业惨状更甚。日本投降以后,情况略有好转。至1949年10月汕头市解放,汕头市有营运人力车760辆,人力车工人1200多人。落后的客运工具,过剩的劳动力,显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解放不久,人民政府就把人力车工人组织起来,把他们归为市搬运工会管理,分流过剩劳动力,或转行,或回乡分田地,剩下的200多名工友,在市总工会的具体指导下,提出了“发展三轮车,淘汰人力车”的发展目标。 汕头市1946年就“发现”人力三轮车,为数不多,是富户用以代脚力的高档奢侈品。1954年,在搬运工会的主持下,人力车工人收购了六部旧人力三轮车,经过维修后,首次投入营运市场,受到市民的欢迎。紧接着,人力车工人建立装配组,自制人力三轮车,一批批三轮车问世,一批批人力车退出历史舞台,1956年,数百名旧社会的人力车工人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汕头市三轮车客运合作社”。社址在志成后街,已拆建。1957年12月5日,我市最后一辆人力车被送进我市博物馆。自解放直至1980年代,人力三轮车的营运专利权为“汕头市三轮车客运合作社”所有。 人力车,一人拉运一人;人力三轮车,一人可以带运二人,并且劳动强度明显降低。生产力明显进步了。 改革开放以后,汕头市三轮车客运合作社不断壮大发展,依次更名为“汕头市小车客运公司”、“汕头市第二客运公司”、“汕头市南翔汽车运输公司”。他们的发展史,不断续写,此处不谈。 轿夫英雄史略 这里说的“轿夫”是广义的,泛指人力车工人。将这个群体称为“轿夫”原因有:一、其中有的抬过轿子,例如陈达明烈士,据说年青时当过真正意义的轿夫;二、这个群体的人自称。直至1970年代,三轮车工人还总是自称“轿夫”,将三轮车客运合作社的社址称为“轿铺”。毕竟,从狭义的轿夫到三轮车工人,有不可割离的渊源。 旧社会的人力车工人,是当时社会的底层人物,饱受压迫和剥削。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因此,他们的革命性很强,为自身利益多次举行“工潮”。后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批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鲜血,抛头颅。 陈娘丙、李才泳领导办“合群”。民国初期,向当局政府标得纳饷人力车捐者,才有资质经营出租人力车。获得经营权的商家,往往随意提升车租而激怒工友。劳资冲突不断,人力车工人陈娘丙、李才泳等人认为:工人要有自己的经营权和自己的劳动工具,才能彻底改变这种任由车主宰割的局面。于是在1921年初,他们发动了600名三轮车工友每人出光洋10元共计6000光洋,由商人陈普益出光洋6000元合股, 创建了合群普益人力车公司,于1922年参加市政当局的人力车经营权投标,以每年纳饷900多元光洋的承包标的而中标。标期自1922年至1924年。如此一来,原来苛待工友的永祥人力车公司的人力车便不能出租,几乎成废物。但合群普益人力车公司却有经营权而没有人力车。他们不气馁,采取自筹自办方针,组织人力到上海等地收购旧车回汕维修后投入营运,不久又充实技术力量,自己造车,至1923年,该公司已拥有人力车320辆,超过承标限额数20辆,每辆车租金每天3银毫,比永祥公司便宜了2银毫。工人们从中得到实惠,而且从中认识到:工人们团结起来就是力量。 陈达明领导工友干革命。大革命时期,有不少人力车工人在党的教育下,参加了地下斗争,成为革命者,其中的组织者陈达明(又名陈谋),1884年出生于普宁县,当过轿夫,早期人力车工人。陈达明在杨石魂的直接领导下,利用人力车工友的身份作掩护,率领一批工友在市区散发革命传单,在反动军警驻地鸣放土炸炮。1927年9月24日至30日,汕头“七日红”时期,他带领陈娘丙、李才泳、林大头等30多名工友组成工人纠察队,协助起义军维持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为义军当向导。“七日红”之后,反动派反攻倒算,抓了陈达明、陈娘丙、李才泳等7人。陈达明被枪杀于中山公园正门之处,陈娘丙等人被迫逃亡。反动派的子弹没有吓倒人力车工友这个群体,继陈达明之后,又走出了诸如江林荣、江如记等一批批革命者。 “革命的朋友”。解放战争时期在汕头市从事革命地下工作的杨瑞成先生曾告诉我:“人力车工友是革命的朋友。”地下工作者在危急关头总是得到工友们的帮助化险为夷。杨先生有一次在国平路坐人力车往崎碌送情报,到广州街口被军警拦住检查,情急之下,他把情报塞进人力车座位的缝隙。他一下车,人力车工友就拉车跑开了。军警找不出岔,放他走了,他走了几十步,正愁不知到何处找这辆人力车的时候,刚才那个工友拉着车从和德里巷口跑出来,急急对杨先生说:“快上车吧!”工友把杨先生安全送到目的地,又说了一句:“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好人。”
附记: 1977年,我参与《汕头市三轮车工人阶级教育图片展览》的脚本编写工作,积累了从轿夫到三轮车工人的一些资料,这次重新整理成篇,又得到南翔公司领导林秀荣、陈秋俊和老友杨俊林的支持,赠送相关资料,使拙文资料更臻详实。林秀荣、陈秋俊、杨俊林诸先生均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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