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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人和潮汕文化
    在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潮州人确乎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一群体人数众多，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说，海外的潮州人有1000万人，差不多占了海外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潮州人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意识，共同使用着一种汉语方言——潮汕话，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看潮州戏，演奏潮州音乐，喝工夫茶，喜欢吃很稠的白粥，而潮州菜现在已经成了风靡海内外的菜系。这些独特的文化特征，使得他们有别于其它华人群体——广府人、客家人、福建人等等。他们自称、别人也称他们为“潮州人”。
海外潮人的根，在广东潮汕地区（以现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中心）。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潮州人，是汉民族中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的一个支系。我们把潮州人所创造的文化名为“潮汕文化”，并给它以如下界定：
    首先，潮汕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域性亚文化，它是在潮汕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潮汕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总面积10346平方公里。地形大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丘陵，绵延起伏，东南瀚海连天，形成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潮汕文化包含着许多文化特质，它们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中的畲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与周边其它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体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语言是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因而，我们把潮汕文化理解为，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
    其三，潮汕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它的形成过程，是本地原住民文化和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在自成体系之后，由于潮汕人的迁徙，潮汕文化向海外传播，同时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断发展。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开始追寻潮州人的根，求索潮汕文化之源了。
    潮汕原住民及其文化
    在探求潮汕文化的渊源和潮汕民系形成的过程，我们把自己的视野扩大到数千年之前。不过，也应该强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潮汕地区的原住民和早期移民所创造的文化，与作为汉文化地域变体的潮汕文化，有着质的差异。
    通过对潮汕地区考古发现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数千年来在本地区发生的文化，复叠了多个不同文化类型的历史层次：
    近年，在韩江口外的南澳岛后宅镇象山麓，发现了一处古人类活动遗址。据考古专家的推断，这一处考古文化遗址的年代，距离今天已经在8000年以上。它与闽南的“漳州史前文化”，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象山遗址采集到的文化遗物大多是长度不到 3厘米的细小石器，石器的种类有削割器、尖状器、石钻和雕刻器。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似乎过着一种相当单纯的经济生活，他们用这些细小石器当工具，在海滩上捕涝采集鱼虾贝类作食物。由于这个遗址还没有经过科学发掘，其它遗物很少，对于这个遗址的主人的情况，还难以确凿了解（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等：《南澳县文化遗址考察记》）。
    近几十年，在本地区古海岸、古河口附近的沙陇或低台地上，又发掘出一些距今6000－5500年的贝丘遗址。其中以潮安陈桥文化遗址，最有代表性。
    在陈桥遗址发现的石器，种类较少。大部分是打制石器，有用河砾石打制而成的蚝蛎啄、手斧状器、砍斫器和敲砸器；磨制石器甚少，只有用细砂岩打制后再磨制的几件石锛。陈桥人在使用石器的同时，也使用骨器。
    陈桥遗址出土的陶器全是粗砂陶。胎色杂，灰色最多，也有红色和黑色的。器形以罐和钵为主。陶器表面磨光，部分施红彩，纹饰多贝纹：一种是利用贝壳的花纹，在陶器表面印出点纹、齿纹，一种是利用贝壳边缘，在陶器上刻划出线饰。陈桥遗址的陶器的特点很突出，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61年发表的题为《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报告书就说：“这里的陶器，不论质料、形制和装饰，都和广东及邻近省区一般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的有所不同，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实，早在30年代，意大利传教士麦兆良（Fr·R·Maglioni）在海丰沙坑西（SOW）已经发现了有同样特征的陶器，并对它作了描写。继陈桥遗址之后，考古学家又在福建金门富国墩、平潭南厝场和平潭县海坛岛壳丘头等遗址中发现了这种“饰篦点纹和贝齿纹”的粗沙陶器。这些发现在大陆未曾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而在台湾和国外却有很达到反响。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撰写了《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一文，对这种陶器的文化性质作了说明：
这几个遗址出土的陶器，从器形和纹饰上，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公元前五千年到二千年前这一段时期之内的一个新的文化，与华北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平行存在。因为富国墩的发现而导致这个文化的新认识，我们不妨称之为富国墩文化。目前这个文化的分布，北到闽江流域的溪头，南到广东东部的海丰和潮安，中间包括金门富国墩与平潭。台湾的大坌坑文化与这个富国墩文化的关系密切，两种文化的显着特征都具备的遗址在台湾有台南八甲村，在福建有平潭。这是两个文化，还是一个文化的两种类型，现在还不敢说定。如是后者，不妨把这整个文化称为大坌坑文化，下面再分两个类型，即大坌坑类型与富国墩的类型。
    从大坌坑文化的核心区域（台湾海峡两岸）向西，沿着广东的海岸一直到越南有不少时代相当的遗址，以绳纹陶器为特征，并有典型的双道或三道的篦划纹，但用贝壳缘部作为篦具的划纹，在已知的考古文献中似乎罕见。而更让学者们感兴趣的是，包括陈桥遗址在内的“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种？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由台湾的民族考古研究引起的。汉族人进入台湾岛的时间，在明末。在这 300多年时间里，台湾的原住民，居住在平原地区的、被称作“平埔族”那一部分，汉化了；居住在山区的“高山族”，汉化程度很浅，至今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高山族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在太平洋众多岛屿上面的一个大的语系。它的分布地域相当辽阔，几乎遍布整个太平洋水域的四分之三。学者们对使用南岛语的民族的来源，分别从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语言学家研究的结果表明：南岛语族的祖先，应该是住在热带的海滨地区；他们已经懂得种植芋、薯、稻、粟和果树，也进行狩猎，浅海的捕捞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更占据重要位置；他们能够制作陶器，有石、木、竹器工具，使用蚌贝；他们懂得纺织，有树皮布，居住在干阑式的房子里；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很发达。由于台湾的环境特征与上述研究结果吻合，高山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切。“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些遗址所反映文化内容，与语言学家所拟测的原始南岛语族的文化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包括陈桥遗址在内的“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主人可能是现代使用南岛语的民族的祖先。另外，也有一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高山族的祖先，是分成好几批从大陆东南沿海迁移到台湾的。其中年代最早的，大约在距今6500年前，最迟的大约在2000到2500年前（李亦园：《人类的视野》第37节）。
    在台湾是否是原始南岛语族的老家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各持己见。但是，原始南岛语族的老家在中国东南沿海，基本是他们共同的看法。那么，陈桥人不是现代潮汕人的祖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1974年以后本地发掘出数目较多的被称作“浮滨文化”的文化遗址，这类遗址的年代，距今约3400－2900年（相当于商代中后期到西周前期）。目前，已发掘的浮滨文化遗址，分布于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等四个流域。从众多遗址中，可以分析出浮滨文化的主人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状态。
    从经济形态看：一，浮滨人已经踏进了青铜文明的门槛。许多浮滨文化期的墓葬，都出土了青铜武器和青铜工具。在福建南安大盈寨山甚至有成批青铜器发现，包括有戈五种，戚一件，匕首二件，矛一件，有段锛二件和铃八件。有些遗址还发现浮滨人冶炼铸造青铜器的迹象。二，浮滨人的制陶技术很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装饰手法简单。另一方面，浮滨文化的主人又能够制作大型的陶器，如大口尊；而且已经掌握了施釉技术，能够生产施釉陶器。三，浮滨人继承了在他们之先生活在本区的原始人类的航海传统，发展了海上交通和贸易。目前在珠江口两岸地区发现一些浮滨文化遗物，如香港大屿山蟹地湾出土的釉陶豆，应该就是通过海路从浮滨文化区输入的。
    从社会形态看，一，浮滨文化遗址的墓葬形式，不是像本区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那样，有基本相同的朝向和规格；一般都是在一个墓地里，大型墓居于中心，殉葬品较多，中小型墓围绕大型墓，分布周围，殉葬品少。这种墓葬形态反映浮滨人已经进入了等级社会，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集团。二，在揭阳的浮滨文化遗址，出土了两件石质牙璋，牙璋是礼器，用与向上帝和祖先神明告成功，有着权杖的作用。这也说明浮滨人的社会中明显地已经有了等级的差别。三，在男性浮滨人的墓葬中，随葬品一般都带有武器，在饶平，有三分之一的墓随葬戈或矛。这种情况反映了浮滨人的社会，有一种尚武的习俗。这或者可以说明，当时的各个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较为频繁地发生。
从文化形态看，青铜期和施釉陶的制作，礼器的出现，都说明浮滨人进入了文明社会阶段。浮滨人进入文明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刻划符号的出现。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了近30种刻划符号，它们多刻划于器物的肩腹部及豆把上。目前所见的这些刻划符号一般都是单个存在，很难确认它们就是文字。但是，使用符号这一行为本身，也足以说明浮滨文化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浮滨文化中，明显含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中原商文化对浮滨文化的影响，是以江西吴城文化为中介而实现的。青铜戈、大口尊、釉陶这类遗物在形态上的接近，和众多相同的刻划符号，都反映吴城文化与浮滨文化之间关系的密切。在浮滨文化遗存中，中原文化因素已经融合于土著文化，发生变异。浮滨文化仍然是一种面貌独特的土著文化，是南方地区众多青铜文化中的一种。饶宗颐教授曾经就浮滨刻划符号的“王”标记，推断说，这“似乎表示浮滨在殷周之际曾经是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看来，浮滨人是当时杂处在南方地区众多百越种姓的一种，浮滨人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浮滨文化遗存集中分布于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等四个流域，刚好同现代使用闽南语的福老民系的分布区域一致，但是，还不能够确认，浮滨人和现代潮汕人在血缘和文化上有多少关系。
    公元前 355年，楚灭越，有部分越国人沿海路向南迁播，给闽粤地区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文化。结果，在本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浮滨文化，戏剧性地突然消声匿迹，一种几乎覆盖着整个岭南地区的新的文化类型取代了它。这种新的文化类型以大量越式青铜器和夔纹陶为特征。在本区，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明显有越国文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石器中出现了犁、锄、铲、大型锛等农具，而且有青铜农器发现。这说明了越人的先进稻作技术已经在本区传播，本区稻作农业的经营规模大大超过前一阶段。
    秦王朝对岭南百越之君的征服行动，似乎未曾波及本区——至少在今天，尚没有十分确凿坚实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已经到过本区。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岭南，本区属南越辖土，考古文化的面貌，与珠江流域大致相同。南越的君主赵佗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习俗上已经越化。但是南越国的各项制度，都仿效秦汉，郡县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南越在南海郡增设揭阳县，本区的行政建置，就从这时开始。中原人也在这时候从南越转入本区。
    上面列举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于本地区的诸文化类型，是由很不相同的文化特质构成的。我们决不能忽视秦汉以前在本地区存在过的诸文化类型对潮汕文化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潮汕方言词汇中的少数与壮侗语、苗瑶语同源的底层词。但是，我们更不能模糊在本地区存在过的诸文化类型的质的差异，将它们视为一脉相承的一个文化系统。
    中原汉人与潮汕文化
    一直到秦汉以后，汉文化才对本地区有所影响。然而，即使到汉代，这种影响也还是通过南越间接传入。而且在这一时期，本地区文化的汉化程度，也远远不及珠江流域。
    解放后，本区发现的汉代遗址，有揭阳埔田鼎盖山、揭阳玉窖三虎山、澄海龟山和潮安二塘龟山。其中澄海龟山遗址可能是汉政权的一处官署，但出土遗物一些仍有越文化的风格，其它遗址则土著风格极为浓厚，应该是越人的居址。墓葬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只有揭阳白塔宝联寨山一处木椁墓，是岭北传入的葬式，随葬品汉式和越式兼而有之，可能是汉人或者是汉化程度很高的越人的墓葬，其它墓葬的随葬品，仍以越式居多。可见，即使到汉平南越之后，进入本区的汉族人仍然很不多，他们与本地的越人杂处，有部分越人逐渐汉化。汉人的移入，为本地区带来了全新的建筑形式。在韩江东溪出海口附近，龟山之麓，新居民利用低矮山岗，平整了几级平台，营造起三合院型的汉式建筑，梁架结构，夯土墙，瓦顶，高敞堂皇。汉式聚落景观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本区地理景观上最大的变化。
    从考古遗存中，还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本区与广东各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而与福建地区却有很大差别。
　　晋唐时期，中华主流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个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东晋义熙九年（413 年）置义安郡是本地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它说明本地在编人口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多数是来自南迁中原移民。这一阶段，南来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似乎处于一种隔离状态。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地区发掘了东晋六朝砖室墓近10座。这些墓葬，从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风格，与江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认为这种情况表示当时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融合统一，土著文化已经逐渐消亡。但是，本地土著在隋唐仍以十分强劲的力量与中原移民对抗，而且直到宋元时期，汉文化已经成为本地主流文化，土著民族也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以为这一阶段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已经融合统一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在我们看来，这些墓葬显示的文化风格，倒是反映了汉族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关系的疏远。
    其二，隋唐之交，广州俚帅杨世略据有潮循二州（《新唐书·高祖记》），土着势力在本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高宗武后时，陈政、陈元光父子与58姓军校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实际上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地互相接触的过程。这场较量，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告一段落。它推动了本地的民族融合，加速了汉文化在本地的传播。但是，本地的蛮僚还保留着强大的力量。直到长庆三年（823），礼部尚书郑权就任岭南节度使，韩愈为他写了《送郑尚书序》，还特别为他介绍了本地蛮僚的情况和节制他们的办法。他说：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踔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控御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撞搪呼号以相和，风屯蚁杂，不可爬梳。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入，简节而疏目，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剃而禽尔（从犭）之，尽根株痛断乃止。南州当包括潮州在内。可见当时蛮僚虽然已受羁縻，但仍不容易管辖。
    其三，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贬潮，在本地区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韩愈在潮州 8个月，却为潮州人做了不少好事，兴办乡校最为人们所熟知。韩愈的《潮州请置乡校牒》说，潮州以前虽有学校，却荒废已久，读书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层办事人员文化素质都很差。因此，他捐了俸钱办学, 并举荐赵德为教师。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记》认为，韩愈贬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他的说法，自元代以来，多有人反对。其实，苏轼并非把韩愈贬斥以前的潮州视为文化荒野，他在《与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书》中也说到：“潮州自文公未来到，则已有文行之士如赵德者，盖风俗之美久矣。”《潮州韩文公庙记》只不过是从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着眼，把韩愈看作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的儒家文化的代表、看作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这是无可非议的。
上面提到这三个情况，标识着晋唐时期中原文化和本地土著文化的交融不断深入的三个阶段。
    福老与潮汕文化
    实际上，汉文化的潮州地方亚型，尚赖宋元以后福建移民的迁入，才逐渐形成。闽文化的西渐和潮州的福老化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
    福老，指居住在福建漳州和潮汕一带，讲闽南方言的汉族人。饶宗颐教授说：“福老初非潮州土著，大率来自福建，而间接徙自晋豫，与客家同为中原遗族，惟客家播迁于山岳地带，而福建老则循海岸线由闽迁粤。”（《潮州志·民族志稿》）宋元时期，闽文化空前繁荣，中华主流文化以闽文化为中介，对本地区影响的力度加强。由于闽人对本地区规模空前的移民，闽地风俗濡染岭东，故南宋的《方舆胜览·潮州》已经有“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的记载。另外，本地土著的少数民族在这一时期也加速与移民融合。潮汕民系在这时开始形成。时至今日，历史上政区基本上隶属广东的潮汕，文化面貌却接近闽台，就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影响本地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闽籍官师的宦仕潮州。宋代潮州职官多闽人，以知州为例，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30人，闽人17人，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63人，闽人36人。属官中闽人更多。当时闽籍仕潮官师，尊崇韩愈，慨然以兴学明道为己任，保留在《永乐大典》中的宋元方志，对此有很详细的记载。他们兴建州县学宫学舍，创办书院，办置、扩充学田，保证了办学经费的来源。在这些闽籍官员的努力下，宋代潮州教育比唐代有显着的发展。明嘉靖《潮州府志·选举志》载，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谢言以“草泽应诏，进士及第”，自此后到宋末止，潮州共有139人登进士第。这一批精英，是在民众的教育程度提高的状况下出现的。随着教育的发展，中华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传播，潮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于发达地区，故《方舆胜览》有“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于上国”之誉。
    二是闽人的移民潮州。晚唐以前，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广东看，潮州都属于荒僻之区，人口稀少。北宋以来，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和利用，使本区的生存环境日益改善，来自闽地的移民日益增多，人口数量发展很快。根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亩田赋统计》，潮州唐宋元三代人口密度为：唐代，每平方公里1.2人，在全省27个州中排第23位；北宋，每平方公里4.5户，在全省23个州军中排第5位；元代，每平方公里27人，在全省23个路州军司中排第3位。可见，宋元时期本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跃居全省前列。
    闽人移民潮州在文化上的意义，首先在于将更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和从事工商业的传统带到本地区。宋代的福建，地狭人稠的矛盾已经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势下面，从事农业的农民，一定要讲究耕作技术，留心水利建设，而有了技术经验的积累；又有大批人口另求生路，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福建人的经商，在北宋已很出名。他们的移民潮州，促使了本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水平提高，海上运输和贸易活跃。潮汕人的善贾，在此时已见端倪。
    其次，移潮闽人多宦仕与世家，其中有很多成为本地望族（饶宗颐《潮州志·民族志稿》）。这些望族，很注重自己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潮汕人至今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应于此时奠定基础。
    再次，移民将闽地风俗，从方言、民间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习惯带入本地区，闽潮同俗，自此时已然。
    先说方言。上面谈到，自秦汉一直到唐五代，大体上，本地区与广府的关系，要远远比它同福建的关系密切。当时本地区居民的语言，与福建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晋唐时，本地的移民与土著关系相当隔绝，他们使用的语言，恐怕仍旧保留了很多中原音韵。宋代以后，大量闽人，特别是泉州、兴化二地的居民，向本地区作板块式的移民，本地居民原先所使用语言被覆盖了，俗称“福老话”的闽南方言成为本地区通行的语言。
    次看风俗。宋代福建的地狭人稠，迫使居民转事他业。做工经商之外，业儒和出家在福建亦蔚为风俗。闽人迁潮，把这些风俗也带到潮州。南宋，好读书已成为潮州民风的一大特色。《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风俗形胜》引用《潮阳志》说：（宋）孝宗尝问（王）大宝：“潮风俗如何？”大宝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然。
    很有趣的是，明代弘治的《兴化府志》讲述宋代风俗，也提到“家贫子读书”这句话。出家的风俗，在文献上还找不到直接材料，但是，宋代在本地区兴修和新建了不少寺院宫观，这些寺院宫观的修建，一定要以有人出家作为前提。宋代本地区信佛风气很浓却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到现在还能够看到很多捐金奉佛或者修造祈福的实物资料。
    次看民间宗教。宋代福建民间信仰风气特别浓烈，《宋史·地理志》都说“其俗信鬼尚祀”。由于移民大量进入潮州，有不少福建民间信仰传播到了本地区。例如妈祖信仰和陈元光崇拜都在宋代就已经在本地区扎根。陈天资《东里志·疆域志》“祠庙·天后庙”条记载说，“天后宫……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可见妈祖信仰在宋代已经传入本地区，深澳的妈祖庙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番舶）建起的。陈元光是一位历史人物。他请建漳州，又首任刺史，很受漳州人民的尊崇，死后被庙祀。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封为忠应侯，此后又屡有加封，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漳州陈元光祖庙获赐“威惠”庙额。陈元光崇拜也随着移民的浪潮传播到潮州。潮州西湖葫芦山，至今保留着一面有“嘉定壬申（1212）”纪年的《重修威惠庙题记》摩崖石刻。石刻说明，距陈元光加封只不过几十年，潮州也建了威惠庙。
    从上举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宋代闽人的移民潮州，促使了闽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向潮州迅速传播。
    明清海防政策与潮汕文化的定型
    明清时期的海防政策对潮汕文化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
明朝建国伊始，施行锁海政策，使宋元以来潮州发达的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冲击。潮州海商为了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多冒充贡使，或以通事身分，诱番船以入贡为名前来通商。而海禁稍松，潮州海商又络绎私自出海贸易。正德年间，明政府鉴于广东地方海上贸易不可禁绝的事实，允许海外商舶由“官府抽分，公为贸易”（《明武宗实录》卷113），潮州民间私舶往来交易遂有进一步的发展。明世宗即位之后，朝廷又严海禁之令。这时，潮州的海上私市贸易已经不可抑止，南澳成为南中国海上私市贸易的中心。中外商人贸易交接于此，而后放发商舶，南下北上。从事这种海上私市贸易活动的团伙，往往以武力对抗海禁，又恃其武力攻掠村寨、截劫商船，以祈取得更多的财富，酿成几十年的潮州海寇之乱。
    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起伏，在潮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连锁性作用。
    由于实行海禁，原来地狭人稠、居民多以贩运贸易为业的福建下三州，因疆域接壤、文化面貌雷同，有大量移民迁入潮州，使本地区的人口数量持续发展。在人口增长的刺激下，农业商品化的倾向明显加强，又促进了本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民间贸易日益活跃，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潮人善贾的特点，因此而进一步加强，成为传统。
　　经济增长促进了文教的发展。洪武八年（1375）朝廷诏有司立社学，但在潮州并未见施行之效。正统元年（1436）潮州知府王源在本州岛设立社学，举行乡约。到正德嘉靖间，潮州士绅薛侃等从学王阳明，复回本地聚众讲习王学，并积极推行乡约。其时广东督学魏校也传檄各府县毁淫祠立社学。由于官师和士绅们的努力，儒家文化渗透到下层社会。追远报本，荣宗耀祖的理念为潮汕人普遍接受。
　　嘉靖以后，潮州海寇之乱加剧，本地居民多聚族自保，或一村筑一堡，或数村合一寨，武装自卫以御敌。这使潮州农村形成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聚落。村寨之大者，人口以万计。大型村寨的形成和自立，导致宗族势力的强大，潮汕人的宗族观念也因此而进一步强化。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平定台湾，弛东南海禁，潮州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五六十年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到乾隆中叶，本地区的粮食产出已经不敷自给。为了解决本地粮食短缺的问题，有着悠久海外贸易传统的潮州商人，在政府的许可下，打造洋船，从暹罗等地转运稻米进口。同时，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民为了更高的劳动价值，扩大经济作物种植，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出现于明代后期的制糖、棉纺业更加发达起来，潮糖、潮毯、潮蓝布等商品，闻名南北。人口增加、农业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更多潮州人有可能专业从事商贸活动。最值得注意的，是儒生的业商。清代的科举制度限制了许多读书人的仕进，而本地发达商贸业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儒生的业贾，大大提高了潮州商人的素质；捐纳制度，又能给业贾有成者带来与仕进相当的荣耀。这样，潮人善贾的传统上面，又添加了重商的成份。
    清代潮商活跃于国内外市场，随着商人们的走南闯北，本地的一些独特的民俗事象，例如潮州戏、潮州菜、工夫茶，在与中华文化其它地域分支的交流中定型，成为人们愿意承认，也乐于接受的文化特质。
    潮汕人在海外的拓展和潮汕文化
    潮汕人较大规模的海外拓展，开始于嘉靖万历间。当时，以吴平、林凤、林道干为首领的几个潮州海寇商人集团，在明政府军事高压的逼迫下，出走东南亚，定居在菲律宾和暹罗，成为早期潮籍移民。这些海寇商人的滞留海外虽然出于无奈，但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却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本地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潮。18世纪的大米国际贸易使潮州与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暹罗）的交通有较大规模的发展，许多潮州人因此定居东南亚。在1767－1782这15年中间，由于潮裔郑信执政于暹罗吞武里王朝，更促成了潮人移民的高潮。
    1860年汕头开埠后到1949年，人口压力、地方动荡等因素又造成潮汕人向东南亚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这一次移民潮长时间持续着，只在30年代初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而出现低潮，在40年代前半段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中断。在这8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汕头口岸移民东南亚的人数，在140万人左右，其中多数是潮汕人。
    清代以来的两次移民潮，特别是近代开始的第二次移民潮，导致了东南亚潮人社会的生成也促动了潮汕文化的新发展。
    潮汕人在东南亚各国的拓展，引起潮汕文化和东南亚民族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表现在语言、文艺、生活习俗以至思想观念各个方面。由于在1949年以前大部分潮汕籍侨民并不定居东南亚，而往来故乡和侨居地之间，他们的回流，又给潮汕文化留下东南亚民族文化的痕迹。
    一些马来语、泰语借词，伴随着从东南亚传入的新事物而被潮汕话吸收，通行于潮汕本土，成为潮汕方言中的常用词。例如：
角毕（kak bik ），皮箱，借自泰语，角是皮革的意思，毕是箱的意思。
    朱律（tsu luk ），雪茄，马来语cherut的借音词。
    动角（dong kak ），手杖，借自马来语tongkeh。
    五脚砌（ngou k’a kih ），马来语叫kaki lima，lima是数词  “５”，kaki是量词“英尺”。新马城镇临街骑楼下面的人行道，宽度为５英尺，故马来语称之为kaki lima。近代潮汕城镇出现西式街区，也和新马一样在临街骑楼下设人行道，以方便行人遮阳避雨，并借用了马来语的称呼，lima译义为“五”，kaki译音为“脚砌”。
    康霜（k’ang seng），冷冻。康是关禁的意思，借自泰语。潮汕人称冰为霜。这个词是泰国的潮人造出来的，又传入潮汕本土。关进冷冻房里冰过的鱼肉，在潮汕话里叫做康霜鱼、康霜肉。
    这一类借词，有的会因为事物的消失而消失，像现在在潮汕已经几乎不能再看到带手杖的人了，“动角”这个词也就只残留在年长者的记忆中，随着近年旧城区的改造，临街骑楼下人行道消失，可以断定，“五脚砌”也将成为潮汕话里的“古”语词。有的则在使用的过程，和晚出的本土化同义词并存，像“角毕”和“皮箱”，“康霜”和“冻霜”，现在都同时存在于潮汕话的口语中。
    由于潮人在东南亚拓殖的历史已经很长久，一些马来语、泰语借词，完全融入潮汕话口语词汇系统中。例如：多隆（to long ），借用马来语tolong，有两种意思，一是请求帮忙、照顾，一是请求宽恕、开恩。松□（song mong ），骄傲、忘乎所以，借自马来语sombong，音稍变。舒甲（su kah ），喜欢、适意，马来语作suka，被潮汕话借用。如果不细加考察，几乎很难知道这些词语的来源了。
    在东南亚留居的潮汕人，时长日久，也接受了当地充满酸辣味的饮食风格，并把一些东南亚特色食品带入潮汕。旧时澄海樟林的小食摊，叫卖一种叫做“敬”的粥。这种食品是从泰国传进来的。在泰国，有一种用小辣椒、香茅和鲜虾作料的菜汤，在泰国菜中是最具特色的一味，泰国人称之为“经”（刘尧咨《说潮州话》）。“敬”是“经”的音转。樟林是清代潮汕著名洋船港口，汕头开埠之前，往来潮州与东南亚的商人和过番客，大多在樟林搭船。樟林本地，也有许多番客。因此小贩可以经营这种泰国风味食品，而不愁没有顾客。不过，这种泰式这种食品，传到潮汕以后，已经发生变异。小食摊的经营者，把它做成粥品，使它更适合本地人的饮食习惯。
    潮汕文化的新发展在它的很多文化特质上面都有所表现，而最主要还是反映为文化心态的进步。具体地说，有两方面。一是狭隘宗族观念的拓展。明清时期本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使潮汕人形成了十分强烈而又狭隘的宗族观念。在这种观念的笼罩下，当一个潮汕移民赤手空拳来到异乡，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己的宗亲，再谋求发展，而后者也会义不容辞地接纳他。易于立足无疑是海外潮人社会得以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狭隘的宗亲关系，也使早期海外潮人社会处于“小群可合，大群不可合”（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松散状态。海外潮团的创立，远后于福建、客家和广府诸帮，就是明证。当时有人批评说：“自来国人于团结观念，散而不整，松而不固，此南北各地所同也。而我潮人尤甚，相形见绌，时见讥于人者。”（赖连三《香港纪略》）本世纪初起，这种情况显然有所改善。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海外潮团组织纷纷成立。海外潮人在加强团结的同时，更加关心祖国和家乡。他们在潮汕办工厂，建学校，热心慈善事业。有不少海外潮人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倾斥家资，甚至献出生命。随着时代的进步，海外潮人狭隘的宗族观念拓展而为爱乡爱国思想。高度凝聚力成为潮汕人文化心态的一大特点。1981年以来由世界各地潮团组织轮流主办的国际潮团联谊大会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正足以证明潮人凝聚力之强。二是开拓精神的发扬光大。明清时期，受地理环境和人口压力双重挤压，潮人出海经商和移民海外的风气日见炽盛，形成一种不避冒涉风涛，向海外发展的传统，孳育出勇于开拓的心态。近代以来，潮汕人的开拓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近几十年来潮商经营方式的转型和业务的拓展。与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相应，早期潮商的经营，采取家族管理的方式，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一。自30年代起，已经有一定经营规模的潮人工商业，逐渐采用现代化的股份制管理形式，任用有能力有经验的高层干部进行管理，把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使企业管理模式更加开放。与此同时，很多潮人企业家积极拓展经营领域，从传统工商业向金融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进军，进而打破行业与地域界限，组成国际性大集团公司，加强了竞争能力，取得了卓越成就。潮汕人勇于开拓的文化心态在这些企业家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