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平万在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活动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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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灵在《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的“小引”中说：“‘孤岛’文学是用热血和热泪灌溉起来的，它是抗战文学的一枝，却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1>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的文学，早成为有些国家的研究对象，并且已有若干成果。80年代以来，上海学术界和文艺界也开展有关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当年参加“孤岛”文学运动老同志写的回忆录，大量的史料故实和文学成品的钩沉索隐，使那一时期的革命文学运动保存原有的光泽。十多年前，我们在编写《戴平万年谱》的过程中，通过多方的访问和调查，了解到戴平万曾是上海“孤岛”时期党在文学界的负责人之一，组织过许多重要的文学活动，由于戴千万已于1945年春天在苏北解放区去世，他在“孤岛”时期的战斗业绩一般人并不知道，所以把这些搜集的资料整理成文，使人们对这位潮籍革命作家有更多的了解。
    戴平万是广东省潮安县人，1903年农历10月30日诞生于潮安县归湖乡溪口村，小名再岳。1911年进戴氏家族办的凤喈私塾读书。1915年离开农村，到潮州城居住，就读于城南小学，学名戴均。1918年小学毕业，考进广东省立潮州中学校（金山中学前身）读书，1922年中学毕业，考取广东高等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前身）西语系，改名戴平万。在大学学习期间，参加革命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大学毕业，毕业后一直在党领导下从事革命文艺工作。1927年冬天，从广东到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左联”成立前，他是“太阳社”的主要成员，曾直接参加筹备成立“左联”工作，是“左联”时期一位有一定影响的作家。这一时期，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都市之夜》、《陆阿六》、《出路》和中篇小说《前夜》。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上海文化界在原来全国救国会基础上，组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当时，“文救”的领导机构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设有组织、宣传、总务、经济四个部。因经济由国民党当局负责，总务、经济两个部门的负责人由国民党选派。组织部和宣传部则由中共派人担任。正副组织部长是钱俊瑞、张宗麟，正副宣传部长是胡愈之、张志让。据于伶的回忆：“戴平万当时在‘文救’组织部工作，办公地方在现在延安西路成都路口。”据何家槐生前回忆：“戴平万曾参加‘文救’，主持欢迎郭沫若回国和‘七君子’出狱大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也曾为‘文救’办的《救亡日报》组稿。”十月，上海地下党在文艺界组织成立“文委”，领导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据当时“文委”的主要负责人孙冶芳回忆：“戴平万也是‘文委’小组成员之一。”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失守，原来在上海市参加救亡运动的文艺工作者，有的撤退到内地，有的辗转到了抗日根据地，一部分则留在“孤岛”坚持斗争。戴平万是留在“孤岛”坚持斗争的文艺战士之一。据于伶回忆：“上海失守后，戴平万留在‘孤岛’工作，他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间长，对文艺界的情况熟悉，作风稳重，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说，都是很合适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的。”从1937年11月开始，至1940年11月他到苏北根据地止，戴平万在“孤岛”整整战斗了三年，成为“孤岛”文学战线上站在最前列冲锋陷阵的一员。
    上海失守以后，地下党在“孤岛”办的第一个刊物是《上海人报》。据钟望阳回忆：“梅益、林谈秋、戴平万均参加这一报纸的组织和编辑工作。”《上海人报》只出了一个短时间就停刊了。在这之后，地下党为了冲破敌伪的文化封锁，利用英、美与日帝之间的矛盾，以外商名义出版《译报》，即“小译报”。全部采用外国通讯社有进步意义的新闻和文章，很受群众欢迎。戴平万自始至终参加这一报纸的筹备、组织工作。半年以后，改为出版大张的《每日译报》，即“大译报”，除发表翻译新闻和文章外，还有王任叔编的“大家谈”副刊、钟望阳编的儿童副刊、谷师范的《新水浒传》连载等等。《每日译报》由梅益主编，戴平万负责编辑该报的本埠消息版。这是一份深受群众欢迎的报纸，销路很广，对扩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影响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8年春天，上海地下党在学生和青年职工中发起“文艺通讯”运动，培养年青的业余文艺爱好者，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写作运动，团结了数以千计的文艺青年，当时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是钟望阳、王元化。据他俩后来回忆：“王任叔、戴平万、林谈秋均参加部署这一工作，主要是负责组织和发动。”“文艺通讯”运动发动起来以后，“文委”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开展，决定由《华美》周刊倡议，举行一次全市性的征文，以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征文形式仿效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定名为《上海一日》，由梅益担任主编，戴平万、林谈秋、钱望任编委。这次征文共收到稿件二千多篇，约四百万字。编委会接来稿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在火线上》，描写前线动态及其他军事活动，共八辑，22万字；第二部《苦难》，描写死里逃生、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难民生活，共五辑，2O万字；第三部《在火山上》，描写战时战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共九辑，30万字；第四部《漩涡里》，是各阶层人们在动乱一年中私生活的写照，共十辑，23万字。由于许多稿件的作者都是初次写稿，文字都不很通顺，但在这些粗糙幼稚的文章里面，却有着火焰一般的爱国热情，为了把这些稿件修改好，编委会四个人分工，每人负责修改一部，戴平万分工负责第二部《苦难》的修改、编辑和定稿工作。《上海一日》于1938年12月出版，全书一百万字。这本书的出版，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描述1937年8月到1938年8月上海军民战斗和生活的画卷，也大大地促进了“文艺通讯”运动的发展。
    1938年春天，上海暨南大学的几位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的支持下，打破了“孤岛”文艺界的沉寂，办了一个文艺刊物——《文艺》。《文艺》于1938年6月创刊，1939年6月停刊，共出了16期。当时地下党的一些作家曾经直接间接地关心和支持这个刊物，为这个刊物写稿。戴平万是这个刊物的撰稿人之一，他与《文艺》的编者常有接触，还约他们到普恩济世路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文艺座谈会。《文艺》第一卷第六期曾刊登一个题为《关于抗战文艺的形式》的文艺座谈会记录，出席者有肖岱、岳昭、钟望阳、钟洛文、天佐、应彬元、林琪、贺若等同志，这个座谈会是岳昭主持的，岳昭就是戴平万的笔名。他在这个会上先后作了四次发言，他要求大家围绕利用旧形式和创造新形式的问题展开讨论，充分交换意见，共同探索服务于当前民族任务的艺术形式。他还就新形式的创造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新形式的创造必须是真实的，至于民族的特质也是由真实中所产生，我们看鲁迅的《阿Q正传》里面的人物是多么的凸现，那才是真正中国农村中大众的典型。”又说：“我觉得创造新形式必然要具备这原则：就是事实。”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在“孤岛”时期，地下党常常组织和召开这一类的文艺座谈会，一方面是共同探讨、研究一些新出现的文艺问题，另一方面也以此团结党外的进步文艺青年，戴平万时常参加这些文艺座谈会。《文艺》第二卷第三期还发表了戴平万撰写署名岳昭的长篇论文《报告文学者应有的认识》，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中国自从抗战以来，惊心动魄的社会事件叠出层生，正有待于伟大的报告文学者来完成他的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重要的任务。”他认为“报告文学者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一个报告文学者的写作态度，要具有爱真理的热情，要从一切表面的事件中看出其共通的利害来。要不违背历史发展的方向，要为促进历史的发展而斗争。”《文艺》的编者在这一期的“编后记”中，特别向读者推荐戴千万写的这篇文章，说它是“一篇值得注意的简明、精粹的论文。”
    在“孤岛”，戴平万还负责《新中国文艺丛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地下党办的不定期刊物，由读书生活出版社负责出版和发行，主要刊载文学作品，也登载一些译稿和短文。每期改一个名字，用“丛刊”的编号以书籍的形式发行，除在上海印刷发行外，还打成纸版，寄到内地，在重庆翻印，用粗纸印本发行。刊物的主编是陈望道先生，具体的编辑工作则由戴平万负责，陈望道先生只在他编好稿件以后审批，如没有什么意见，就送到斜桥弄去给郑郊询发稿。《新中国文艺丛刊》于1939年5月出版第一辑，1940年11月出版第四辑以后停刊，已出版的四辑书名分别为：《钟》、《高尔基与中国》、《鲁迅纪念专辑》、《鹰》。第一、二、三辑的“编者的话”都是戴平万执笔的。第四辑出版时，戴平万己被党派到苏北根据地工作。这刊物规模较大，内容相当丰富，在“孤岛”和内地文艺界中都有过相当影响。
    在编辑《新中国文艺丛刊》的同时，戴平万还参加编辑《文艺新闻》周刊的工作。由于在“孤岛”出版的刊物，都要受到租界的帝国主义当局的约束，所以许多进步报刊常常出版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被迫停刊，地下党又得另想办法出版新的刊物。1939年秋天，一些进步文艺报刊被迫停刊，参与文艺通讯运动的文艺青年的稿件没有园地发展，地下党决定由戴平万、黄峰（邱韵铎）、蒋锡金三人办一个偏于报导性质的文艺刊物——《文艺新闻》，为了不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由到上海不久的蒋锡金化名蒋策到租界工部登记，手续办妥后，三个人一起在黄峰家里编。《文艺新闻》主要是报导文艺界的消息、作家、艺术家的动态，反映动乱时代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孤岛”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文艺新闻》于1939年10月1日创刊，每周一期，一共出了十期。第四期以后，蒋锡金被调去筹备《文艺新潮》，刊物由戴平万、黄峰两个人编辑。戴平万用君博的笔名先后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买国旗》、《说苦衷》、《关于“为了生活”》、《辨真伪》等随笔和文艺短论，还用岳昭的笔名参加《文艺新闻》组织的关于影片《高尔基的童年》的笔谈会，发表《欢迎＜高尔基童年〉》一文。这些文章，短小精悍，说理透辟，都是联系实际、针砭时弊的，旨在帮助读者识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引导人们为正义的事业而斗争，为民族解放而战斗。《文艺新闻》作为“孤岛”地下党在文艺界的喉舌，它不但是当地的一面镜子，同时也给生活在“孤岛”的人们传达内地和根据地的文艺消息和动态，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1939年至1940年，还有两个文艺刊物与戴平万有关。一个是1939年间创办的《文艺长城》，一个是 1940年元旦创办的《戏剧与文学》。《文艺长城》是南洋群岛进步华侨青年在上海编印的文艺月刊，据蒋锡金回忆：“戴平万常和编这个刊物的文艺青年联系，为他们刊物撰稿，可惜现在记不起他在这个刊物上用的笔名，无法查出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文艺长城》第三期曾刊登《上海文艺界仝人给南洋华侨文艺界的一封信》，倡导共同建筑一座抗战建国的不能摧毁的“文艺长城”，共有26位作家签名，其中也有戴平万。《戏剧与文学》是地下党领导的戏剧界与文学界合办文艺刊物，由于伶、林谈秋两人主编。戴平万曾以岳昭的笔名在该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长篇文章《一年来的上海文艺界》，在文中他回顾了“孤岛”一年来的文艺运动，并作出了正确的评论，是一篇有历史意义的著文。
    戴平万是“孤岛”地下党在文学界的负责人之一。据钟望阳回忆：“1937年10月，戴平万同志介绍我入党，入党以后和戴平万、林谈秋等同志合编一个党小组，由戴平万担任党小组长。”据肖岱回忆：“我于1938年入党，入党后编入戴平万负责的党小组，党小组成员还有林谈秋、钟望阳等。”据蒋锡金回忆：1938年冬，他从广东到上海，党派戴平万去找他，给他接上组织关系，并把他和戴千万、钟望阳编在一个党小组，由戴平万担任小组长。此外，据蒋天佐、蒋锡金回忆：1939年春天，在“文委”领导下，由王任叔定期召开一个推动“孤岛”文艺工作的中心座谈会，每周一次，在霞飞路的大三元茶室以茶会的形式召开，讨论“孤岛”文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研究工作进行的办法，参加会议有王任叔、戴平万、林淡秋、蒋天佐、钟望阳、蒋锡金等六人，六个人各有分工，王任叔主要是负责给世界书局主编文学丛书，参与周刊《鲁迅风》的工作。戴平万主要是协助陈望道先生编辑出版《新中国文艺丛刊》，还兼管光明书局出版的“光明文学丛书”的事。林谈秋当时主要是搞翻译工作，所以负责介绍、分析翻译方面的情况。蒋天佐负责文艺理论方面的工作。钟望阳、蒋锡金分别负责儿童文学和诗歌。这个以茶会形式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曾经坚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对推动“孤岛”文学界各方面的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斗争的需要，戴平万还经常翻译外国的政论，在刊物上发表。1939年3月17日，他在《译报周刊》第一卷第十九期上，用岳昭的笔名发表译文《在汪精卫自杀政策的后面德国法西斯的阴谋》（作者是AsiatcuS）。这篇译文是《译报周刊》特约的稿件，它揭露了日本军阀企图用武力征服和支配中国的阴谋，指出他们支持汪精卫逃出重庆，是要破坏中国的统一战线，“对中国包办一种侵略者的和平，使日本武力能自由地执行其国际任务，象德意志在欧洲及地中海的行动一般。”实际上是借助国外公开的政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阴谋。
    戴平万一贯重视对文艺青年的引导、教育和培养，在“孤岛”时，无论是编辑《新中国文艺丛刊》还是《文艺新闻》，都十分注意年青作者的来稿。1939年5月，当《中国文艺丛刊》第一辑《钟》出版的时候，他就在“编者的话”中写道：“我们希望每期能多登一些新人的作品。”同年10月，《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部《鲁迅逝世纪念特辑》出版，他又在“编后”中着重指出：“《鲁迅与尼采》的作者，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虽然在这篇论文中，对于尼采的个性解放，在某一历史阶段上的革命性，估计尚不充分，多少有点机械的味儿，但对于鲁迅先生思想的分析，却非常的正确”。给年青作者以勉励。四十三年以后，当年《鲁迅与尼采》的作者王元化先生回忆起这一切，仍有很深刻的记忆。在《文艺新闻》上，他也经常选登年青的文艺通讯员的稿件，为了帮助青年学习，他还应邀为他们讲课。1939年5月7日，戴平万应上海自学民众义务补习学校的邀请，在星期日周会中，作题为《自学的方法》的讲演，后由沙水根据听讲时笔记整理成文，刊载于1939年5月12日出版的《文汇报》“学习周刊”第十四期上。在这次的讲演中，他要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里刻苦努力，勤奋求学，以求得非常的学问，来完成非常的事业。
    1940年元旦，戴平万在《文艺新闻》第九、十号合刊上，以本报仝人的名义发表《一九四零年上海文艺界展望》一文，文中强调说：“在过去一年中，上海文艺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广大的新人的活跃，下层基础的扩大和巩固。这个可喜的优势将在一九四零年继续发扬光大。研究写作应该加强，他们作品的质量应该提高，他们跟上层作家缺乏联系的缺点应该克服。一年来的宝贵经验将给他们以绝大的助力，我们相信他们有完成自己巨大任务的绝大可能。”
    1940年11月，党派戴平万到苏北根据地去，由根据地的同志来接，经过崇明岛出长江由水路到达根据地，先在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文学系任教授，后到苏中区党委宣传部主编《抗击报》。临走前，他把自己的短篇小说集《苦菜》交上海光明书局，这本书共收入《苦菜》、《病》、《在风雪中》、《哈尔滨的一夜》、《过江》、《佩佩》六个作品，于1942年2月出版，为光明文艺丛书之一。这是他最后的一个短篇小说集。
    戴平万在“孤岛”整整战斗了三个年头，参与党内外组织的许多文学活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有责任让这些尘封的事迹显现出来，让人们永远怀念这位曾在“孤岛”文学战线上英勇战斗的潮籍革命作家。

注：①《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