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泰隆与香港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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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陈黉利家族，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泰国著名的华人家族，一个享有百余年不衰、盛誉卓著的大财团，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最早发源地是在香港，并且在发迹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家族经济重心一直在香港，其旗舰就是乾泰隆公司。
    与百余年不衰的家族历史一样，乾泰隆公司至今仍在正常运营，是硕果仅存香港的第一批华人企业。陈黉利家族当年为什么要选择香港办企业?乾泰隆做什么生意，它在香港经济中起什么作用，它对香港社会乃至祖国有什么贡献?这些都是人们希望知道的，下面将一一告诉大家。一、乾泰隆的创办
    乾泰隆是陈黉利家族创办的第一家公司，也是香港最早的进出口大公司之一，它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僵化腐朽的清王朝一败再败，被迫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香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这是香港开埠的年份。开埠初期，港岛只是一个小渔港，人口稀少，经济落后，英殖民当局实行对外开放的自由港政策，大肆招募西方商人和内地华人等前往定居。渐渐地，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经济也日趋活跃。大约在清道光末年，也即香港开埠数年之后(有说是1850年)，一位澄海籍的暹罗(今泰国)华侨高满华，在现今香港上环地段开了一间专做进出口贸易的商店“元发行”。在他之后的1851年，陈黉利家族的第一代掌门人陈焕荣，也在元发行附近创办了乾泰隆行(注册是乾泰隆公司)。当时迁徙香港的华人几乎清一色是为谋生而背井离乡的贫民，做生意的也尽是小商小贩。除极少数依附于洋人的鸦片商，可以说没有什么大富人，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商店，元发行、乾泰隆行的成立，首开了香港华人大企业的先河，为华商投资香港树立了榜样。
    陈焕荣为什么选择香港，并在元发行之后创办家族的第一个企业?这得回溯到陈焕荣的出身。
    陈焕荣与他的兄弟族人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起初就是在高元盛属下的“红头船”上当水手。后来他们积钱集资买了一条船，由最能干的陈焕荣当船长，经营北至辽东半岛，南至南洋群岛、东南亚诸国的所谓“南北洋贸易”时，香港就是他的航线上的中继点。正是有以上的渊源和对香港地利的认识，所以当香港的港口开始热闹、洋船往来增多、各方面条件有利于贸易开展，而且经数年“红头船”的贸易，他们都有了一定的资本后，陈焕荣与他的兄弟决定效法高氏家族的做法，在“红头船”贸易线的中。轴上设立一个中转基地，于是选择香港，乾泰隆就由此诞生了。
    陈焕荣在香港开店的时候，“红头船”贸易还很红火，利润也相当可观。当时“红头船”的船主有二、三十人，最著名的除陈焕荣外，还有佘有盛、许必济等人，他们都觉得陈焕荣弃船登陆开店的做法很傻，没人学他的样。随着以风力作动力的“红头船”逐渐被蒸气轮船所代替，昔日富甲一方的“红头船”船主们纷纷
销声匿迹，陈焕荣的生意却越做越顺手，越做越大，今天看来们不能不佩服当初陈焕荣敏锐的眼光和过人的魄力。二、乾泰隆的生意及“南北行”的形成
    俗话说：“不熟不做”。乾泰隆做的就是原先熟悉的“南北洋贸易”，可以说是比“红头船”贸易更高一层次的转口贸易生意。它除开展一些替海外华侨寄侨批返家乡赡养亲人的中介活动外，主要的业务是把中国的土特产如大豆、食油、杂粮、糖等出口到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各国，再进口南洋群岛、东南亚各国的土特产如大米、海味、木材等，部分批发给香港的华洋商人，部分转口到中国华南和日本等国。
    贸易的形式小部分为自营，大部分是“代客买卖”。这种买卖方式非常独特，它不用自己出资，货物由南北各地客商提供，乾泰隆负责联系香港本地及南北各地的买主，代为发货转运，收取2％的佣金，这种方式当时称为“寄售取佣”或“九八扣佣”，做这一行生意的称“九八行”。寄售取佣有个好处：自有资金不用很大，风险较少，但得有相对稳定的众多客户，要有相当大的货运量，才能弥补利润薄的缺陷。陈焕荣当“红头船”船主时走南闯北，对行情了解透彻，结交了相当多的客商朋友，又一贯以诚待人，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因此，乾泰隆开张后客户便接踵上门，生意如鱼得水，一派兴隆。
    19世纪50年代初，香港华人聚居区就在如今中环以西海滨一带，那是一片灰朦朦的简易棚屋，元发行、乾泰隆行和继他们之后由潮安柯、王两姓人氏合资成立的合兴行就在这一片灰朦朦的棚屋区中，有人形容他们就像鹤立鸡群，分外显眼。看到他们生意那么好做，一批南洋、广州、汕头等地的商人也动了心，
纷纷转移到香港，就在他们附近落脚开店，于是以元发行、乾泰隆行和合兴行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商业区。由于这些商人都经营南北转口贸易生意，所以人们称他们为“南北行商”。他们聚集的街区人们也称为“南北行街”。相传日久，香港政府命名的正式街名“文咸西街”反倒有很多人不知道了。
    南北行商实行的都是寄售扣拥方式。这种买卖方式决定了行商与客户之间要有相当高的信赖感，因此南北行业的买卖双方往往是亲戚或亲戚的亲戚，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小同乡或大同乡。旅居香港及海外的潮州人众多，旅外潮人的凝聚力相当强，从商的人也多，自然南北行的商家就大多是潮州人了。久而久之，香港人每每把南北行与潮州人混为一谈，讲起南北行，就认为是潮州人的商业，谈起潮州人，则认为是南北行的生意人。正是由于南北行生意是建在这样一张由血缘、地缘和业缘织成的关系网的基础上，所以连拥有政治、资本优势的英国商人也一直只有望洋兴叹的份，无法插足。
    乾泰隆的生意到底有多大?现在没有准确数字，不过有一件事可略窥其规模。
    1871年，清朝潮州总兵方耀倡议在省城广州兴建潮州会馆，请广州、香港两地的潮商巨贾襄助。经开会议定，在汕头、广州、佛山、香港各潮商出入货物中抽取厘金凑成建馆资金，每千元抽取1元(后来改为每千元抽取4元)。自同治十年三月(1871年4月)至光绪三年十二月底(1876年1月)，共筹得白银5万余两。其中单25家香港南北行潮商大户就缴了3万余两。此外，25家香港南北行潮商还借了1万余两作为启动资金。在现存的广州潮州会馆碑记中，25家南北行商按缴款多少为序排列，乾泰隆排于第三位。
三、香港转口港经济的开山功臣
    为什么说乾泰隆是香港转口港经济的开山功臣，首先让我们参照一下香港各老牌洋行的成立时间：渣甸洋行(后改为怡和洋行)设于香港是1844年，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设分行是1845年，印度新金山中国银行在港设立分行(渣打银行前身)是1859年，黄埔船坞公司成立于1861年，汇丰银行注册于1865年，太古洋行在港设总行、和记洋行(后与黄埔船坞公司合并为和记黄埔洋行，即现在李嘉诚控股的和记黄埔集团)在港注册都在 1870年，其中除渣甸洋行和英国丽如银行香港分行比乾泰隆行早几年成立外，其他老牌洋行在港立足都晚于乾泰隆行。从历史的角度看，乾泰隆不单是香港最早的华商，也是全香港最老牌的进出口商之一。
    其次，让我们看看香港南北行在香港转口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香港僻处华南一角，空间狭窄，产出又少，开埠后近一个世纪，其经济所赖唯在转口贸易，而香港转口贸易港地位确立的时间是1880年前后。香港南北行是香港最早从事转口贸易的主要行业，当时连外国商人来购中国货物出口，将西洋货物输入内地销售，多数要托南北行的商店进行。为维持生意上的公平竞争秩序，协调各商家之间的关系，保护行业的利益，南北行的商家们于1868年成立了香港南北行公所。南北行公所是香港第一所有完善组织结构的行业公会，也是香港第一个较具规模的华人社团。香港回归祖国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发了一大型电视专题片《香港百年》，在该专题片的解说词中提到：19世纪80年代，香港政府9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华商，其中最大的一份是南北行商，南北行公所属下数以百计的商行曾向港英政府交纳了数目可观的税款，他们的贸易额占了整个香港贸易总额的三
分之一。电视中采访了现任香港南北行公所理事长李欢，李欢说：“当时的公所是代表整个香港贸易的一个中心——发展到现在当然不同了——当时肩负起英国流通到世界各地的买卖，是商业中心的一个责任，对香港的繁荣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864年，当时的香港总督罗便臣在向英国殖民地大臣汇报香港事务的信函中说到：“香港有今日的发展，是有赖在港的华人，……这些华人将香港变成为中国沿岸贸易的中枢，中国华北及华南的产品，都在这里转手销售到中国其他的地方”。一位研究香港早期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更直接指出：“香港转口贸易一大部分是由潮籍商家推进。没有潮商的努力，可能没有过去那么辉煌的成绩。香港的转口贸易，潮商曾经在最旺盛时期担任最重要的角色。南北行的辉煌历史一大部分是由潮商写成。”
    罗列以上种种论说，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香港早期经济的繁荣是因为转口贸易，转口贸易的支柱是南北行商，南北行商的中坚是潮籍商家。那么作为比大多数香港老牌洋行更加老的转口贸易商，作为香港转口港经济奠基者——南北行的开创人和重要成员，我们是不是有充分的理由说：乾泰隆就是香港转口港经济的开山功臣。
    在香港未成为著名的转口港之前，由潮州籍商人开辟的“红头船”贸易就已形成了一个贯通南北洋、有比较固定的停泊港口、比较固定的贩运货种、比较固定的销售网络的贸易圈，香港南北行转口贸易兴起之后，这个贸易圈的规模大为扩大：货物品种增多了，贸易范围扩展了，参与的商家日众，连运输工具也从“红头船”逐步过渡到雇用或租用外国轮船，终于形成了学者们所说的“香(香港)、叻(新加坡)、暹(泰国)、汕(汕头)”贸易体系。这个贸易体系大大地促进了香、叻、暹、汕各地的经济发展，其中枢就是作为转口港的香港。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乾泰隆在这个贸易体系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的扮演的重
要角色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四、早期香港食粮的主要供应者
    香港居民绝大多数是华人，大米是其主粮。开埠后，人口剧增，本地产粮远远不够供应，当时比邻的华南地区也是个缺粮区。民以食为天，事关民生大计，大米的进口就显得十分重要，大米进口也成为香港经济中很长一段时间最有赚头的生意之
    香港大米主要来自东南亚的泰国和越南，小部分来自缅甸，其中泰国大米所占比例最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米一直是泰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主要的创汇来源。潮籍华侨在泰国大米出口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清初。当时潮州人多地少，严重缺粮，一些商人铤而走险，不顾朝廷禁令，私下驾驶“红头船”前往泰国购买大米，往返间——些人便留在了泰国，成了华侨。他们中大多数都从事与大米加工贸易有关的工作，积少成多，不少人成了大大小小的米商，有了这种关系，香港早期的大米进口商自然就非潮籍人士莫属了。其实香港南北行商主要的业务之一就是从泰国进口大米，南北行的创始人之一乾泰隆就是香港早期的进口大米主要供应者，也因为大米进口及转口往广东、日本等地方，乾泰隆才得以财源广进，生意兴隆。五、乾泰隆的全盛期和家族
  大米购销网络的形成乾泰隆的大米进出口业务在19世纪末有了大步的提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达到了高潮，原因是陈黉利家族第二代掌门人陈慈黉在泰国、越南建立了大米加工出口基地。
    也许是受到父亲勇于开拓精神的鼓舞，陈慈黉接掌家族生意后不愿坐享其成，他看到香港、内地甚至日本的大米需求量日大，市场广阔，乾泰隆进口的泰国大米供不应求，于是毅然于 1871年远涉重洋到泰国吞武里府自创陈黉利行，陈黉利行是乾泰隆的联号，专门负责收购泰国大米并运到香港乾泰隆行。
    就在陈慈黉到泰国创办陈黉利行的前一年，香港元发行的第二代东主高楚香为提高大米加工能力，增大出口量，创办了泰国第一家华侨火砻(机械碾米厂)。与父亲陈焕荣一样，陈慈黉从高楚香的创举中得到启发，他用心地观察了一阵子，认为办火砻一是利润高，二是可以保证陈黉利行出口大米的来源，三还可以借火砻收购各小型大米加工工厂的大米，增加陈黉利行的业务量，于是也于1874年在湄南河畔建起了自己的第一间火砻。开业顺利，证明自己的计划正确，又接着开了第二间。这两间命名为隆兴利和乾利栈的大型火砻，1898年日加工一级大米3000担。自己加工加上收购散货，陈黉利行很快成了泰国有名的火砻主及大米出口商。
    趁着泰国事业成功之势，陈慈黉又先后在新加坡与族人合资创办了陈生利行(后独资经营，改称陈元利行)，在近代东南亚三大米市之一的安南(今越南)西贡创设乾元利行，下辖有一间大火砻、一间纸牌厂。
    以上这些新开办的公司最大的业务都是从事大米进出口贸易，在大米产地的公司负责收购、加工、出口，其他公司则负责进口、批发、转口，这样一来，陈慈黉在东南亚与香港之间就建立起了一个运转自如的家族商业网络。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泰国的两间火砻隆兴利、乾利栈，越南的公司乾元利都采用了香港乾泰隆招牌中的一个字。这表
明，陈慈黉创办的这些新公司都是乾泰隆的联号，是围绕乾泰隆运转的家族公司。这个时期虽然不是陈黉利家族最鼎盛的时期，但对乾泰隆行来说，却是其全盛年代。20世纪初，陈慈黉退休回乡，其次子立梅接管家族事业，他大力扩展火砻业，开辟航海运输业务，办钱庄、汇兑庄，投资地产业，又在香港和汕头开设陈黉利行的分行。家族生意更上了一层楼，家族经济的重心也因为陈黉利行的成功而转移到了泰国。乾泰隆行不再是陈黉利家族企业的总行，但因为香港作为远东国际贸易转口中心、金融中心和“香叻暹汕”贸易体系枢纽的重要地位并没改变，乾泰隆行在陈黉利家族经济网络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香港黉利栈作为泰国陈黉利行的分公司不直接隶属于乾泰隆行，但它的行址就紧紧挨着乾泰隆行(乾泰隆行是文咸西街 27号，黉利栈为文咸西街29号)，它的业务也与乾泰隆紧密配合，互通有无。黉利栈是香港最早专门对口泰国贸易的公司之一，后来类似公司多了，就成立了香港暹罗帮公会，黉利栈是该公会的第一批会员，也是该公会的中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从泰国、越南等地进口的大米数量极大，有资料说是每年约近亿包。这样大的数量，香港弹丸之地当然消耗不了，所以其大部分是再转口到广东及日本等地。乾泰隆和黉利栈的主业都是进口大米，乾泰隆还负有大米转口的任务。陈黉利家族这两家香港公司合作经营，齐头并进，一直是香港进口米业的巨擘。六、香港大米进口制度沿革中的不老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香港的粮食进出口制度也一再变更，从原先的放任民营到专
营统制，再准许民营；又指定进口商，最后是实行进口储粮商制度。在制度屡经变迁的同时，经济忽上忽下，世界粮食进出口市场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不管政治、经济风浪大潮如何冲击，乾泰隆行都秉承一步一个脚印，积极稳妥经营的办店宗旨，安然应对，保持了在香港大米进口业中的重要地位。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元气大损，粮食普遍短缺，各国纷纷成立粮食管制委员会。香港也不例外，港英当局统制了大米进口，并经全港设立了110多个配给站对居民实行大米配给。这种状况一直到1950年4月才得以改变。当时因人口增长快，又为了刺激商业发展，港府才逐渐放开进口管制，准许商人自己采办粮食进口。但这时食米的市场已与昔时绝然不同，日本自己直接向泰国进口大米，中国华南地区不单不必从香港进口粮食，反有余粮到香港推销。转口市场没有了，单纯香港消费，每年的进口米量就只有三、四十万吨，与昔日的进口量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1953年10月，港英政府实行指定进口米商制度，共有25家商行入选。港英政府确定每年大米的进口量，以25家进口米商在1950年至1953年的进口纪录为基准分配各家进口量的百分比。25家中乾泰隆排名第三，分配的百分比是10．75％。作为政府指定进口米商的条件，他们还必须承担收购港英政府库存大米的任务，这些库存大米进价太高，存放时间久，销路差，乾泰隆等25家指定进口米商为此赔贴了573．9万港元。
    1955年1月，香港政府又对食米制度进行改革，取消食米配给制，进口商得重新审定，从申请的169家中选出29家为进口储粮商(后增加到38家)。各家仍按每年进口量分配比例，但附带的条件是必须同时储存足供香港人口消耗3个月的食粮，乾泰隆再次人选，其分配的进口大米百分比是4％。尽管所占比例比前减少了，但因为不少进口储粮商并不自己进口大米，而是
向黉利栈直接买人大米，所以陈黉利家族在香港大米进口业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七、香港陈黉利家族及其代表人物的爱国活动
    陈黉利家族历来有“理财重在众生”、斥财“合于睦姻任恤之义”、“排难解纷、矜孤恤寡”的优良传统。在香港的陈黉利家族成员也不例外，他们以乾泰隆、黉利栈为基础，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和赈灾恤难工作，为香港和桑梓献出了一份爱心。
    1．兴学
    对教育的重视始自陈黉利家族的第一代陈焕荣。陈焕荣一生为生计奔波，深感没文化的痛苦，晚年时，他让长子慈黉主理家族生意，让次子慈祥、三子慈云埋头读书。慈云中了秀才后在家乡开了私塾，让族内子弟免费就读。私塾后改为小学堂，民初定名为“成德学校”，是潮汕地区的第一家侨办学校。陈慈云的孙子陈庸斋在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曾遵从父亲的意愿，从香港回乡担任该学校校长三年。学校经费除家族购置的专门用于教育用的田产租金外，乾泰隆行每年还拨给4000银元补贴。这样充足的教育经费，在当时潮汕学校中是罕见的。
    陈庸斋于1923年返回香港从商，在新界屏山买了200余亩地，建立一个庸园农场，种了千余株果树。又在大屿山望东坑买山地870亩，种树10万余株。日军占领香港时期这些树木被砍伐一空。陈庸斋便利用农场空地开办了香港成德小学和成德英文学校，收取贫困学童入学。香港德教会创办时，陈庸斋也积极参与，帮助德教会建立附设义学，免费招收穷人子弟，为香港的平民教育竭尽绵力。
     此外，香港陈黉利家族还与其他香港潮商一起捐款创办了香港潮商学校和汕头港商学校，陈庸斋更是亲自参与香港潮商学校的战后复校、扩建工作。
    2．救灾
    1908年10月14日，潮汕地区遭受台风和海潮的袭击，滨海人民死伤甚众，财产损失严重，难民流离失所。在香港的陈慈云闻讯悲感交集，疾笔题《救命诗》30首，由李玉芝女士作绣，在义卖会上拍卖，获得“五百金”，引起轰动。香港各界深受感动，纷纷解囊相助，筹得了一大笔救灾款。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1922年潮汕地区又发生史称“八·二风灾”的特大自然灾害。狂风横扫、海潮暴涨、山洪爆发，平地水深丈余或数尺。受灾地方遍及潮汕各县市，死亡人数达34500多人，惨况空前。这时正是香港潮州商会成立的第二年，潮州商会接到消息后马上开会成立了赈灾团，由陈慈云等45人为服务职员，担任宣传、募捐等实际工作。在全港同胞和各社团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募集了大批钱物。陈慈云、陈庸斋等人又被推选为赈灾团代表，分赴潮汕各灾区亲自放赈，历时三年，才完成这一艰巨的救灾善后工作。
    1946年春，潮汕旱灾严重，粮食失收。本来就是缺粮区，这一来更是雪上加霜，粮价飞涨，饿殍遍野。香港潮州商会牵头召开潮汕各同乡团体会议，成立“旅港潮侨救济潮属粮荒委员会”。乾泰隆经理陈守智等11人被选为常务委员，乾泰隆行被选为司库。他们一面向国民政府各部门发去电报，请求准许他们从苏皖两省购粮和进口泰国大米赈济潮汕灾民，一面向海外各潮汕同乡团体发出协同救济的呼吁。进口大米因战后泰国政府禁止粮食出口，虽经多方努力也无法实施。救济粮荒委员会只好在江苏、江西和福建等产粮区设法购买。“暹罗华侨救济祖国
粮荒委员会”等海外华侨团体接到呼吁后也从原已募集到的、准备运到中国救济战后灾民的米粮中拨出部分运往汕头。这部分赈粮经香港转运，陈守智等人每次都派人监督，协助联系低价轮船运载，节省救灾资金。经过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的共同努力，这次粮荒终于得到缓解。
    论救灾活动，香港的陈黉利家族参加的远不只上述几件已知的事情，如香港著名的慈善组织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和汕头市的福音医院、存心善堂等，他们都曾题捐赞助，其他未知的捐款相信更是难以胜数。
    3．社团活动
    旅港潮州八邑商会是香港第一个潮人的总社团。1920年筹建时。陈慈云作为陈黉利家族在香港的代表参加发起工作，并出席了翌年夏召开的发起人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推举了临时办事人，着手具体筹建工作，终于使商会于当年的8月1日成立。自第二届开始，乾泰隆(商号会员)和香港陈黉利家族的代表人物都一再被选为会董、理事、监事。1940年，商会推选永远会董，乾泰隆及其经理陈守智、黉利栈经理陈守河和陈庸斋都一齐当选。陈庸斋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深孚众望，还曾被选为商会第七、第十届副会长和第十五届副主席。
    作为旅港潮州八邑商会(后改名为“香港潮州商会”)的领导人之一，陈庸斋在任内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好事：1933年，广东省政府不顾省内缺粮、民生困顿的现状，为增加财政收入，向从来没有征税的进口大米加征入口税。这一决定对潮汕地区这个长期严重缺粮、依赖进口大米补充的民生影响尤为巨大。时任潮州商会副会长的陈庸斋和正会长马泽民马上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后他们以香港潮州商会的名义再三去电实际控制两广地区的国民党西南政府和广东省当局，力陈征税的弊端，终于使
加征进口大米税一事停止执行，为家乡人民解除了粮荒的隐患。同是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席卷东南亚各国，许多华侨破产、失业，被迫归国的人数越来越多，看到不少归国华侨带有一些剩余财物，汕头海关及有关的税务人员见钱眼红，假借名目，苛查乱罚，趁机勒索贪污，搞得怨声载道。陈庸斋等商会负责人听到反映后又马上出面向省当局交涉，促使广东省政府颁发保护归国华侨的命令，使海外华侨得以顺利回乡团聚。
    1934年，国民政府的邮政总局突然下令各地侨批局停止营业，将收寄华侨批信的业务全部收归自己垄断。这一做法不单将使数以千计的民营侨批局被迫关闭，数以万计的从业人员失业，而且邮政总局的官僚作风和较高的收费，将令那些只能寄付数额很少的血汗钱回乡赡养亲人的众多劳苦侨胞的汇路受阻，对潮汕这个长期依赖侨汇接济的侨乡经济影响尤为巨大，海内外各批局行商和侨胞一片哗然。陈庸斋和马泽民等为此专门召开紧急董事会，决定以商会和全体潮侨的名义向国民政府交通部请愿，要求取消交通部下属的邮政总局的决定。经过反复陈诉和海外各侨团的一再抗议，国民政府交通部才作出了各批局“暂行继续营业”的答复。
    陈庸斋任内还为战后商会经费困难问题发起募捐活动；亲力亲为筹建潮州义山，以使香港潮籍同胞死有安身之处。香港潮州商会对他的评价是：“……任内对会务兴革悉心擘划，卓著贤劳。对于本会先后请领鸡笼环潮山第一第二坟场、鸭利洲潮州葬骨坟场、暨九龙牛池湾潮州坟场、罗湖环岭潮州葬骨坟场、粉岭和合石潮州葬棺坟场，贡献尤多”。
    支援抗战
    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祖国的感情，在香港陈黉利家族成员的意识中是一致的，因此当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难当
头之际，他们也与千千万万的爱国侨胞一样，踊跃捐款捐物，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
    1932年“一·二八”松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激励了以陈庸斋为代表的香港陈黉利家族成员，他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积极参加香港的抗日救国运动，主动捐钱捐物给十九路军将士，有时还主持了募捐活动。继“一·二八”松沪抗战之后，潮汕籍的抗日将领翁照垣将军又参加了长城抗日战斗，香港的乾泰隆、黉利栈再次参加捐献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陈黉利家族马上从香港黉利栈的仓库中拨出一万包大米支援祖国抗战，还积极购买抗日航空奖券、救国公债，捐助衣物、药品给潮汕的地方抗日团队，尽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义务。
    历史翻过一个多世纪，昔时的富豪已大多踪迹难觅，新的一代华人富豪正不断崛起，在如今已变得不再热闹的香港文咸西街，“乾泰隆”的金字招牌仍默默地挂在乾泰隆店里。这个香港早期经济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已成为香港南北行中硕果仅存的唯一百年老店，它像尘封的古董，几乎被人们所忘记。
    然而历史的价值终会被人们重新认识。1976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发思古之幽情，对促进香港早期经济繁荣的南北行业进行了发掘，他们发现丁当年奠定香港转口港经济地位的功臣——乾泰隆还保持着完好的行址全貌，依然每日准时开店，以古老的开盘方式进行自己的传统贸易活动。于是，制作了一部精彩的纪录片，向全港观众重现了古老南北行的缩影，告诉人们乾泰隆对香港的巨大贡献。1985年，香港亚洲电视台也再次重拍了乾泰隆的旧址和活动，这部专题片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