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潮州的古迹和民俗

    一提及潮州地方的名胜古迹，潮州人民首先想到的便是韩文公祠。它是潮州地方历史悠久、知名度最高、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名胜古迹之一。而韩文公祠的建设过程及其在文化上以至在潮州人心理上的深远影响都与苏轼有着密切关系。
    原来宋代以前，潮州地方并没有纪念韩愈的祠庙，韩愈对潮州的影响志书也无所传载。到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由开封府推官外迁来潮任通判的陈尧佐，首先把孔庙的东厢辟为专祀韩愈的祠宇，实际上仍属搭附性质。后曾一度迁至刺史公堂后，又不便人民出入。到哲宗元祜五年（公元1090年），知州王涤在以吴子野为首的士民要求和倡议下，在城南七里处新建韩文公祠，匾曰昌黎伯韩文公庙。王涤还派专使二人，带同士民牒文及韩文公庙图前往扬州约请苏轼撰写庙碑。苏轼对此项任务十分重视，从碑文的内容、文辞到碑石的型制字样，都加以认真的考虑。为此，他与吴子野、王涤等潮州官民反复商榷。如给王涤的第二封有关此事的信件中就写道：
    承谕欲撰韩文公庙碑，万里远意，不敢复以浅陋为辞，谨已撰成付来价，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笔书样，止令书吏录去，请依碑样止模刻手书。碑首既有大书十字，碑中不用再写题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后更不用写诸官衔位，此古碑制度，不须询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样，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栏界之类，只于净石上模宇，不着一物为佳也<1>。
    可见其对碑式的要求是十分细致严格的。至内容方面，潮州士民提供了一些素材，他都严加考证，去讹存真。行文方面，“东坡作韩文庙碑，不能得一起头，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两句，下面只如此扫去”（朱熹语）<2>。对韩愈的评价，他字斟句酌，文、道、忠、勇，高度概括；对天人之辨的阐述，他观古鉴今，结合自身体验，寓意深刻。因此，宋洪迈评议说：“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说一出，而后众说尽废。”<3>由苏轼精心构思撰成的碑文及其手书、碑样堪称韩祠一宝，千百年来，即使因政治原因被扑坏或自然原因遭消泐，潮州官民总要模写重刻，加以树复。“苏碑”“韩祠”两者相联相彰。直至目前，韩祠中尚保存历代模刘苏碑四方：元至正丁未仿苏体重书碑（残件）、明成化二十年江朝宗重书碑、清康熙三十六年赵执信重书碑并系以诗、乾隆二十四年梁国治重书碑。其中赵执信的系诗评价和赞颂了苏轼的碑文，说：
    ……苏公振雄文，言大而体要。仰追申吕生，深得天人奥。衣公云锦裳，骑龙发长啸。两公于二代，日月迭为照。陋儒群谤讥，我意甘洒扫。游踪接后尘，适愿忘绝傲。残碑手摩挲，悲吟向同好<4>。
    清嘉庆间，潮州人郑昌时又撰诗联一首，刻于碑阴，有“两代文章配潮海，千秋究达证天人<5>”句。高度概括了韩、苏两人的文章遭际及其在潮州遗泽。“潮海”一词，语义双关，既有“苏潮韩海”之意，也有“海隅潮州”之义，很耐人寻味。还应指出，以苏轼的庙碑为嚆矢，历代显官硕彦，参观韩祠之后，遂多有题刻者。今天我们在潮州韩祠可以见到的就有楹联、柱联四付，匾额十四块，碑刻三十七方。尤其是一九九一年新建成韩祠碑廊，精工磨石镌刻当代海内外名人大手笔题咏诗刻四十方，冠以“天南碑胜”之名，成为韩祠内的一处耀眼景观，而其渊源就是元祜苏碑了。
    潮州地方另一处古迹岁寒堂、远游庵，更是与苏轼的名字分不开。吴子野于熙宁、元丰间在州城修建岁寒堂、远游庵及其附属的知非轩、日益斋等轩阁。苏轼先后为之题名、撰写《北海十二石记》、《远游庵铭》等文章。人以文重，地以人传。吴子野既登潮州前八贤之列，苏轼又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人杰地灵，此别墅区也就成为一处胜迹。早在这些堂庵建成之初，元祜党人之一的福建郑侠就曾前来访览，并为吴子野撰写《岁寒堂记》一文，记述了岁寒堂的环境、格局和布置以及知非轩、日益斋等建筑概况、命名含义，还特别指出“若夫远游之意，则子赡之铭备矣。”<6>说明苏轼的《远游庵铭》写于此前（元祜二年之前），而且子野已将之“勒坚珉、置诸壁”，为郑侠所看到了。至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郑侠又第二次来游，此时，吴子野已病逝两年，此来便为瞻仰遗迹，凭吊“先贤”，因而其《再到吴子野岁寒堂》诗就有：
    再到岁寒堂，仍党岁寒阁……想翁宾去后，前肩徐徐钥。万卷罗眼前，舒卷良自若。盛夏一榻风，祁寒一炉药，倏然去与来，一个无住着……<7>
    此诗读后，使人对岁寒堂留下清幽、超逸的印象。到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一记载了这么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件：
    （绍兴三年）海寇黎盛犯潮州，焚民居，毁其城而去。盛登开元寺塔，望吴氏故居问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民赖以免者甚众。
    根据吴氏族谱所载，子野故居在州城左厢右贤坊，与此则记载地形相结合。又宋洪迈《夷坚志》也记云：“绍兴三年，海寇黎盛登开元寺塔，见之，门左右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复料吴氏岁寒堂，民屋附近者赖以不焚。”观此，岁寒堂也就是吴子野故居，两文同指一处。这真可称作是亘古未闻的奇事、特事和“大事”，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奇观”之一，值得大书特书。须知黎寇之流，乃是被迫造反的农民，与统治阶级是势不两立的。烧、杀、劫掠是他们进行斗争、报复乃至泄愤的手段。据地方志记载，黎盛此次围潮州，不仅破城（外城）焚民居，就连学宫、斋会也夷为平地，孔夫子尚难逃厄运。遑论其它！但就是这批“十恶不赦”的反叛者，却自觉地做起保护历史文化、维护文物、图书的工作。象这样受下层群众虔诚敬重的诗人文学家，”苏轼可算是十分突出的。对比绍圣至崇宁间，朝廷、执政如赵煦（哲宗）、章忄享、蔡京等对苏文苏诗的焚书、毁版、扑碑、禁藏等摧残优秀文化的行径，不是很发人深思吗？至于李心传、洪迈这些记载是否属实？是否为民间讹传或属文人想象之词？看来不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一已载有先例：“（绍兴二年）是冬虔贼谢达围惠州城……达纵其徒焚掠，独葺苏轼白鹤峰故居，奠之而去。”这些记载的背景是绍兴期间，“元祜党人”已得到彻底平反，苏轼的文章、政绩得到高宗赵构和朝野官员的一致推崇，他的人格魅力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个原来就深得民心的文豪名声大振，以致下层群众纷纷传说他是天上文星，连蛮夷之人都喜爱传诵他的诗文等等。而且绍兴之后，潮州城中的岁寒堂、远游庵等建筑确实完好保存，这就证明上述史籍的记载是可信的。
    苏轼的手迹《远游庵铭》原件，南宋初年已经成为一些文人雅士探访收藏的文物，到考宗淳熙丙午年（1186年），终由诗人周必大以二十万钱从庐陵僧知显手中购得<8>。苏轼在惠州为吴子野所书《煨芋帖》原件，直至近代，还保藏在潮州人丁日昌的百兰山馆中<9>。而原来保有苏轼更多手迹和碑刻的岁寒堂、远游庵自然更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远近知名的胜迹。南宋《余崇龟文集》有“城号凤栖，溪传鳄去，访古得文公之木，手植犹存；远游经子野之庵，岁寒如昔”的记载<10>。将其与“韩木”并列，可见其知名度是不低的。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兵火沧桑，元代以后，远游庵、岁寒堂已毁废无闻，后人不知其具体处所，而保存吴永野及其父吴宗统坟墓且其本人曾一度在该地筑草堂隐居的潮阳麻田山，于明代后期，开始被误认为岁寒堂所在地，并被模糊地载入地方志书，以致明万历期间潮阳举人吴仕训游麻田山后曾写下《远游庵》一诗，就以讹代真，一直传播至今，其诗云：
    侍讲传声重，游仙逸气多。石能移北海，庵不到东坡。古道余残碣，秋山满碧罗。此中最清胜，无余岁寒何。<11>
今天，潮阳人已对此胜迹进行修葺，称之为“麻田紫气”，是潮阳县八景之一。虽不免有“移花接木”之嫌，但仍不失怀古思贤之实，可供后人凭吊。
    再从民俗方面来看，潮州地方有一些民情风物也与苏轼有所联系。例如农妇头上戴的竹笠，沿海渔民使用的“涂跳”，潮州人平常食用的烧芋、酒子，住的瓦屋等等，都与这位历史名人挂上了钩。遗闻逸事，也可一提。
    饶宗颐先生主编的《潮州志·丛谈志·物部》中有一条关于“苏公笠”的记载，内容是：
    客族妇女睛夏皆戴凉帽，制用竹织。其式为圆箔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既可以这头面，而长夏操作，可以迎风障目，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
这种型制的竹帽，由于适应岭南地区气象物候，实用美观，饶有特色，至今仍为潮、惠以至珠江三角洲地区农妇所乐用。但是否为苏轼所设计创制的呢？饶先生认为苏轼当年贬惠，携朝云随侍，闲暇时令她莳花种菜，因而制此笠帽，当地群众纷纷仿效，遂传至今。这个推断是合乎实际的。苏轼在惠曾写一首《撷菜》诗，其引言云：
    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而吾与过子终年饱饫。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者之……<12>。
他父子两人都亲操锄插，何况朝云！笠帽乃当年实际需要。
    其次是“涂跳”。《丛谈志·物部》载云：
    涂跳以木为之，长三尺余，厚半寸而翘其首尾，若半月之状。其前立二柱，上横一木。渔人当海水落时，鱼虾蚝蛎之类多沾浅沙中，不能施网转罟，跣足涉之则入泥中。制此木板，其人以左手扶横木，左足跪跳上，而使右足以踔泥，右手拾物。板轻而虚，海泥甚细滑，略不沾滞，故其行如飞，即骏不能追也……吴子（清顺治间潮州知府吴颖）曰：苏东坡所云秧马，疑即师其意用之田间者欤？
秧马与涂跳，其型制相近，其作用相类，究竟是谁师法谁呢？苏轼来惠途中曾写过一首《秧马歌》，并先后四次为此歌题词，明确说明这种秧马是他在湖北武昌地区看到的，因使用效果好，故将其带到惠州推广应用。有一则题词写道：
    惠州博罗县令林秀扌卞，勤民恤农，仆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阅试。今惠州民皆已施用，民甚便之……<13>。
惠州与潮州地域相接，海岸相连，有些亦渔亦农者从实际需要出发，学此以用彼，这完全是可能的。因此，应该说，潮州地方的涂跳更有可能是拜苏轼之赐。据《三阳志》记载，宋代潮州海产特别丰富。吴子野父子也多次以此物馈送苏轼，与捕捞工具的改进不无关系。
绍圣四年除夕前两天，苏轼车吴子野夜间同食烧芋，并书写一篇《煨芋帖》：
    本草谓芋土芝，云益气充饥。惠州富此物，然人食者不免瘴。吴远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当弃皮，温纸包，煨之火，过乃热敢之，则松而腻，乃能益气充饥。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坚顽少味，其发瘴固宜。”丙子除夜前两日，夜馋甚，远游煨芋两枚见啖，美甚，乃为书此帖<14>。
把芋烧熟了吃，中原人早已懂得。《唐书》就记载过懒残和尚烧芋给李泌吃的故事。但是将芋去皮，包上湿纸，再用火煨，闷烤至熟方法则是潮州地方特有的一种美食法。苏轼本人也是一位美食家，因而郑重记下此法以传世。在享受这样一次平生少见的美餐后，苏轼还写了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感受：
    除夕，访子野食烧芋，戏作。松风溜溜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牛粪火口烧芋子，山人更楔懒残残<15>。
    诗中活用懒残和尚故事，借用“山人”（李泌曾在唐肃宗面前称山人）境遇作譬。当年李泌吃烧芋，赖残和尚预言，他能“管领十年宰相”。如今诗人也吃烧芋，却是一个谪宦逐客。懒残和尚的残羹剩饭，恐怕再没那么灵验！这是一种即景自嘲，饶有余味。而以牛粪灰烬烧门也是潮州人
的一种创造。一年之后，苏轼在儋州，更经常以芋菜为粮，其子苏过又别出心裁，用山芋烹制出一道更高档的羹菜，叫做玉糁羹。对此，苏轼也有所记：
    过子忽出奇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比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菲脍<16>，轻比东坡玉糁羹<17>。
    如此稀罕的美味，苏过是怎样泡制出来的呢？它可能与潮州的传统风味小食“芋泥”有关。芋泥的制法是选取熟芋的松腻部分切成小块，再研压成粉胶状，然后加油加精，入锅煎煮，搅拌成糊状即成。芋泥人嘴胶软爽滑，清香甜润，别具风味。玉糁羹不等同芋泥，但其制法应该相差不远。当时吴子野也在海南，彼此交流，推陈出新，既可满足自家美食要求，又能避免长期吃山芋产生的厌腻感，这就是苏过新意产生的基础。
    苏轼在海南期间，潮州人王介石曾把从家乡带去的“酒子”馈送他。为表达谢意，苏轼写了一首《酒于赋》相赠，其叙言记载了古代潮州地方一种酿酒法：
    南方酿酒未大熟，取出其膏液，谓之“酒子”，卒得十一。既熟，则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许珏乃以是饷予，宁其醅之漓，以蕲子一醉，此意岂可忘哉，乃为赋之。……<18>
    原来潮州人风俗，凡产妇分娩后，坐月期间，每天必吃酒，肉蛋等必加酒煮汤。酒多为自家酿造。其法是煮糯米加酵母封放，俟其发酵糖化，成为酒醅，若干天后取出部分酒液，等酒醅熟透，再将酒液加进去，此酒和酒醅都可饮吃，有益气强身之效。直至今天，“酒子”“酒醅”仍是多数农家多数产妇必用之物。苏轼这条记载为我们保留这个民俗的有关资料。
    另一条资料是苏轼对潮州地方瓦屋起源的考证。他在《与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书》一信中说:
    然谓瓦屋始于文公者，则恐不然。曾见文惠公（陈尧位）与伯父书云：岭外瓦屋始于宋广平（宋（王景））自尔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鱼鳞鸟翼，信如张燕公（张说）之言也。以文惠公书考之，则文公前已有瓦屋矣。传莫若实，故碑中不欲书此也，察之<19>。
    苏轼这个考证，已为潮州的考古资料所证实。从本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考古发掘发现，潮州城南北郊的初唐陶瓷窑灶达数十座之多，大部分是生产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尚有一些完整的板瓦、筒瓦、瓦当等实物遗留可作证明<20>。从这封信的内容也可看出这位大诗人的学者风度。

注释：
<1><19> 《苏东坡全集·续集》卷6。
<2>朱熹语，见《唐宋文醇》。
<3> 洪迈《容斋随笔》。
<4> 《饴山集》转引自曾楚楠《韩愈在潮州》。
<5> 林大川《韩江记》。
<6> 郑侠《西塘集》卷3。
<7>郑侠《西塘集》巷9。
<8>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40。
<9> 蔡启贤《潮州吴氏族谱》附文。
<10> 《舆地纪胜》卷100《四六》。
<11> 吴颖《潮州府志》卷11“古今文章”。
<12> 《苏轼诗集》卷40。
<13>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37。
<14>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 40。
<15> 《苏轼诗集·补编》卷 48。
<16>金菲脍：“松江鲈脍，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菲玉脍，东南异味也。”见《大业拾遗》。
<17> 《苏轼诗集》卷 42。
<18> 《苏东坡全集·后集》卷 8。
<20> 《唐宋时期潮州的陶瓷生产和外销》 《文史知识》 1997．9．。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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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