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文化》第194期(2000年5月14日)刊发了蔡起贤先生的《水仙宫里的“番公”》一文,很有潮汕民俗文化研究的意义。笔者不揣谫陋,对这个谜题提出破泽的三点浅见,并就教于蔡老、王琳乾先生及诸方家。
    惠来县靖海镇水仙宫里,为什么水仙人禹与“番公”耶稣塑像合祀,原因有三:
    (一)地理因素。靖海是惠来县14镇之一,孤悬于葵阳关外,乃“惠之锁钥”,东南门户,故靖海城东门石匾刻文:“表海胜概”。清代建立同际航海灯标一座,称石碑山灯塔,以利水运。这里北通汕头、福州,南达香港、广州,延伸到东南亚以至欧美各国。为西人来潮最先到达之处。西人到靖海后,东北抵海门,西南到神泉。由于与水的关系,按唐司马承《礻真大隐子神解》“天有天仙,地有地仙,水有水仙”的说法,靖海人便于乾隆时建了“水仙宫”,祀治水有功之大禹,比神泉水仙宫早建了几十年(神泉水仙宫建于嘉庆八年即公元1803年)。神泉水仙宫只祀大禹,这比靖海水仙宫之多祀“番公”自显闭塞此一局限性了。
    (二)时间因素。这个因素表现在二方面:第一,上述已见靖海港是番舶最先到此通商停歇之地。同时,靖海也是基督教最先传入地区之一。明代,基督教徒开始来中国,万历时,贬官徐闻县的汤显祖便有“二子西来迹已奇”之诗句,这二子当系欧洲之基督教徒。清代,基督教传人惠来,基督教徒在靖悔等地建礼拜堂。番舶和基督教徒与当地群众关系较深,自然把被视作海上保护神的“番公”耶稣请进本土神庙了。第二,据《惠来大事记》载文:清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二十二夜,台风大作,海潮暴涨,田园受浸,神泉、靖海等各港湾渔船损坏严重。乾隆十七年,春饥,是年九月十二日酉时地震。天灾自孕人祸。靖海水仙宫“番公”左手握本“圣经”,经面写着“合境平安”四个字,既反映了惠来县当时的历史,也反映那地区群众祈求神佑之焦迫心态,“本地老爷不会显”了,或是中西神祗都来抗斗天灾人祸了。于是水仙宫里,大禹与“番公”合祀,并显神通了。
    (三)人文因素。大禹、“番公”合祀体现了潮汕人多神崇拜的两个特点,即创造性和融合性。第一,创造性。靖海人在潮乡创造本地神 (如揭阳的三山神、雨仙。三山祖庙和登岗祖庙之祖宇便体现出其创造性),神明世俗化(如揭阳之城隍夫人)的同时,创始了中西神祗合祀、道教、基督教并尊这一民俗,它没有超越人类造神活动此一轨范,属存在决定意识此一范畴,从迷信向俗信发展,意义自不可厚非。第二,融合性。善于正确对待和接纳外来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之一,潮人具有此一承传性。潮汕各地“儒、道、释”“合署办公”的事象并非少见。榕城孔庙、城隍庙、双峰寺同处中轴线之三教合一佳作,普宁白水岩之密宗佛像和水田神像并祀等,都已录入《揭阳名胜赜趣集》里的。早在康乾盛世,靖海人便把大禹与“番公”合祀,这表现了华人、潮人对外来神采取的积极、开放态度,对外来神兼收并蓄,并没有保守、封闭。自然,这种融合性应是神为人用。
    当然,地理、时间皆为外因,人文因素则为内因。外因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水仙宫里祀“番公”这一述题破译的关键是人,是靖诲的渔民、商人和水仙宫的主事人,没有他们首肯,“番公”是坐不上神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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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逢看湖山便忆家》
作 者: 郭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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