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文化》版第212期刊发了许成初先生《“九军”是反清复明的农民起义吗?》(下简称为《许文》),提出商榷。我无资格当《揭阳县志》的编修者,也不是“九军”所杀的许国佐的后代,仅凭史实,对活动于明清之交、带特殊性的“九军”进行辨析,与许先生商榷。
    (一)“九军”不是”复明”而是反明吗?
    《许文》与《揭阳县志》商榷的第—个问题便是“复明”与反明?《许文》认为“九军”是反明。我认为这只着眼于“九军”的前期行为。全面的看法应是前期反明,中期跨探,时间较长的后期是“复明”。《汕头大事记》载:顺治二年(1645)“六月,揭刚武十刘公显聚兵蓝、霖二都,建营南塘山,称九军……七月十五进攻揭阳城东门,知县吴煌守城劳瘁而死”。吴煌甲为南明隆武之官,故“九军”此举属反明。顺治三年九月十一日,“九军”攻陷揭阳城,乡绅许同佐等被杀。在此期间,“九军”从“反明”向“复明”转变跨出了试探性的二步:一是顺治二年十月,抗清的郑芝龙之部将陈豹“引九军至福州授官”(见《潮州饶志》)接受南明隆武帝之安抚策略;二是顺治三年十月二十日“陈豹加刘公显为左军都督”(见《揭阳刘志》),正式接受南明的节制。此后,“九军”开始了长达10年的“反清复明”斗争,包括与郑芝龙、郑鸿逵、郑成功三次联合军事行为,攻府城以援朱由榛称监国于揭阳,引郑鸿逵舟师至揭阳,围攻清将镇守之潮州城等。“九军”反明时间极短,又兼跨探,在顺治二、三年间,而反清复明时间却极长。所以,笔者认为“九军”的行动基调和主流是“复明”的。
    (二)“九军”是否农民起义?
    《许文》从宗旨目标、行为、队伍成分来三看“九军”,认为“九军”不算农民起义。这三方面也可商榷:①宗旨目标。不错,“迎闯王”之民谣,“苟富贵”之叹语,“替天行道”的旗文,都可看出农民起义的宗旨、目标,但这些都是“定胜”的一些侧面。“九军”具有起义的总行动,其革命正义性不容抹煞否定。“九军”处于易代之争和僻处海隅特点,在时空条件上自比陈胜吴广起义等具有其特殊性,更何况“九军”号后汉,这和五代刘知远建后汉以抗异族契丹一样,具有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起义性质。《许文》把“九军”与太平天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均富”比较,这就违背了“时间是物质运动过程的顺序性”这一定理。太平天国于1851年金田起义,比“九军”后发206年,故洪秀全、洪仁玗等能吸取西方基督教义中之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九军”由于历史局限,自不可能有先进的思想为指导。我们对之怎可苛求?②行为。《许文》指出“九军初期是攻城掠地,不论官民,无分贫富,均遭烧杀”。笔者认为清军、郑军较“九军”杀戮尤烈。史载顺治十年 (1653)清兵入城(潮州)屠掠,死者约10万人。(见《清史稿》、《台湾外纪》)。郑成功部队则被潮人称为“国姓赋”。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旧志书,都把“九军”称为贼,而这正好证明“九军”的“起义”性质。③队伍成分。《许文》认为“九军”主要成员非本地农民,而是赣闽帮派。这里,笔者也列出三个具体情况以供辨析:一是揭阳史事传说《九军首领刘公显》言公显父刘八叔为许国佐佃户,国佐曾于公显前辱其父“太甚”。可见“九军”首领为农民。二是当地农民为“九军”之基本群众,据《吴、周府志》、《揭阳刘志》载:顺治八年“秋八月,清兵数万人,周围鸳鸯寨三月……是役村民、妇女、儿童被杀二干余人”。另据《揭阳刘志》载:顺治十三年“清兵进剿尖田尾寨、河婆寨,斩杀三百余人。河婆寨长刘大隆安排村民撤走,保存元气”。至此,“九军”长达10年的“反清复明”的厂义斗争终被镇压了。三是队伍成分中杂有帮派问题。这在十国史历代人民起义巾已属常见,如明代唐赛儿、禁伯贯农民起义军中均有白莲教帮派,但不影响其农民起义性质。综上三点,可见“九军”是社会大变革中带特殊性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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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逢看湖山便忆家》
作 者: 郭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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