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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编《揭阳县志》大事记中,清世祖顺治二年条中说:“九军起义后,举反清复明大旗,先后联合明郑鸿逵、郑成功、陈豹等部队,克县城、攻府城……”短短40十字,便有二处错讹:—足将九军行为定性为农民起义;二是举反清复明大旗;三是联合明郑鸿逵、郑成功、陈豹等部队克县城……。此三事均与事实不符。 第一,九军不是“复明”而是反明。从顺治二年六月至顺泊三年儿月,九军在揭阳举事,烧掠城乡,劫寨屠城,建国号称后汉,纪元大升。上述举动,完全是倒明行为,因为这时正是南明政权时期,江南及西南、西北,未陷敌于。鲁王朱以海船国于绍兴,福工继位为弘光皇帝,都南京。稍后还有唐卫朱中键等人经略福京。在清顺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清将李成栋进入潮州之前,潮地仍属南明政权统冶。清兵此时尚未入粤,根本无清可反。怎么可以说成是“举反清复明大旗”呢? 第二,由于清兵未入粤,联合郑鸿逵、邓成功、陈豹等部队抗清也失去前提。九军于公元1645年阴历七月十五日进攻揭阳城时,明知县吴煌甲率众守御,劳瘁而卒,官民将其葬鸟木山。围城未破之时,南明政权即派赵甲谟入城继任县令。十月初一日,郑芝龙部将陈豹领数千水师及百余巨舰援揭。陈豹援揭之举,是南明政权增援揭阳官民,是对九军的镇压行为,何来联合郑鸿逵、郑成功、陈豹等部队抗清呢? 第三,九军是否农民起义,应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从宗旨和目标看。例如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农民起义最好的例子,其政冶纲领和行为宗旨可以从国名太平天国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们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均富,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使耕者有其田,这是农民起义最本质的宗旨。这一点,九军没有。而李自成起义对争取农民的利益就更加明显,我们从当年民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数语中便可见到。这一点正好与到处抢掠烧杀的九军形成鲜明对照。陈胜与人佣耕,辍耕垄上,叹曰“苟富贵,毋相忘!”这种有饭大家吃的思想后来也体现在秦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与九军首领只有杀人、放火、铸将军印而尽干坏事也毫无共同之处。北宋粱山聚义的宗旨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劫富济贫则是其行为准则。九军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二、从其行为看。九军初期是攻城掠地,不论官民,无分贫富,均遭烧杀。曲溪、新河、锡场、车田、新亨、桂岭、榕城一片血腥。其目的是以汉代明。以后投降成为南明官军,变为统治阶级的附庸,与农民起义根本挂不上钩。 三、从队伍成分看。农民起义应该是农民为义而起,首先是以农民为主体。少数绿林人物及绿林队伍哨聚则并非农民起义。草寇不等于农民。九军的主要成员不是揭阳本地农民,而是江西帮和福建帮两大帮派:马龙帮和曾全帮。此两帮派,开始时一班有百余人,一班有近百人。后来再从闽、赣两地山林人马中扩充。至于揭阳本地人物入伙,除个别首领外,没有本地农民参加,因此,不算农民起义。编志,对草寇人物定位,应该特别慎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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