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歌册的印制出版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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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歌册能够广泛流传，与地方的出版商大量印制发行歌册有密切的关系。潮州歌册在明代的中期就已产生，但现在我们见到的歌册，最早的是清末同治年间用木板刻印的。为什么歌册产生后二三百年时间未见有印制出版?大概有以下原因：
    (1)早期的歌册是由歌谣、畲歌、俗曲演变而成，体制不大，篇幅短小，容易记忆，可以通过口头流传开去，不必印成歌本，如同歌谣一样，一人唱开，就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但这种凭借口传的歌册，是难以流传久远的，它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2)潮州歌册是民间文学，称俗文学，在封建社会的文学殿堂中是属于低层次的。潮州歌册作者普遍是下层市民，如科举落第的“无路秀才”，有一些文化知识的潮剧艺人、记帐先生和闲适市民，这些人的文化水平当然比不上当时社会的文人学士。况且潮州歌册是用方言口语写作的，语言粗疏，错别字、“白水字”(不符合文字规范的生造文字)多，缺乏“书卷”气味，不能登“大雅之堂”，在商业化的印刷出版业未兴旺发达的封建时代，出版发行潮州歌册是不可能的事，这也是早期潮州歌册未能流传后代的原因。
    (3)从歌册发展的情况看，歌册的体制逐步由小到大，篇幅由短到长。在未有印制出版歌册前夕，其实已有篇幅较长、内容较复杂的歌册产生，它们是通过手抄传播的，据有些八九十岁的老太婆回忆，她们以前听唱的歌册，就有一些是用毛笔抄写的。虽然，手抄本的歌册数量不可能太多，传播面也不会太广，但它维持了歌册流传的连续性，并为歌册的印制出版打下了基础。
    据汕头郭马风先生调查和潮州80多岁的石遇瑞老先生回忆所提供的资料，潮州歌册刻印成册的时间大约在清咸丰至同治年间(1851——1874)或同治年间(1861——1874)，这是鸦片战争以至汕头开埠以后的事。潮汕在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经济已有所发展，咸丰三年(1853)粤海关在汕头妈屿岛设立潮州新关；隔年，漳潮会馆在汕头成立，内设船务、药材、米粮、火柴、汇兑5个行档，这从侧面显示了潮汕商贸已初具规模。汕头开埠后，英、德、美、荷兰等国先后在汕头开设洋行，更加刺激了潮汕工商业的发展，如轻纺工业、制糖业以及地方土特产的生产与销售，已颇为可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渴求文化娱乐生活，民间印刷业也在潮州府城悄然兴起，开始对潮州歌册等文化娱乐：书籍进行刻印发售。
    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刻印、销售潮州歌册的商号叫李万利。李万利的创办者李国典是潮州城人，大约同治年间，他在潮州城中山路同仁里老家开设手工刻印作坊，主印潮州歌册，兼印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三字经》及小学生练习书法的红字格、白纸库等。李国典的儿子李四明就把家中刻印的书物搬运到李万利店发售，商店设址原在城内太平路，后因马路拆建而迁徙至义安路。囚生意颇为兴隆，李四明的四个儿子也都投入这一行业的经营，原来的商号发展为万利老店、万利春记、万利生记等3家铺店，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经营印刷业。
    与李万利相隔不久开设手工作坊印制歌册的还有王生记、李春记、吴瑞文堂。王生记也是祖孙三代经营此业，不过他们兼营的是编印发售日历通书(农历)。吴瑞文堂刻制的歌册，有的实施刻板、印刷、销售一条龙，有的刻板后交李万利印刷发售。
    上述几家歌册印制商，其商店设址相邻，他们除销售歌册外，还印制发售一些潮剧锦出戏曲段，兼营销少许其他地方的曲艺唱本，如木鱼书《花笺记》、《二荷花史》等。在这些商店附近的同一街路上，还有儿家销售毛笔、砚、墨和纸张等文化用品商店。同行业产品、商品的集中经营，侧面反映了当时潮州府城的文化事业的发展状貌。
    清末潮州城印刷发售潮州歌册的，除上述几家外，还有友芝堂、五福堂、翰墨楼、陈财利、王友兰5家。但他们印制营销的数量极其有限。清代印制发行的歌册，几乎都是用木板刻字的小32开本，至民国初年才有个别篇目用石印或铅印，如王生记和汕头的名利轩用三号宋体字铅印了友芝堂藏版歌册《双鹦鹉》2000部(每部10册)，另又铅印了《新中华》歌册。名利轩还于民国十二年(1923)营印潮属双凤集文社捐题印送的潮阳佛教信徒陈觉梦编撰的《目莲救母经》(每部二册)。
    潮州歌册的印制和大量销售，为歌册广泛流传社会提供了物质条件，满足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促使唱听潮州歌册这一文艺活动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