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客人确实保留着客家人“崇文尚学”的传统特性,古时候许多读书人都是坚持“十载寒窗”苦读,积极参加科举考试,认为只要熟读圣贤书,文章、诗词写得好,就可一举成名,晋身官宦阶层、光宗耀祖,达到“学而优则仕”的目的,许多宗族和乡里、为了方便和鼓励子弟赴试,纷纷到潮州府城、县城购置试馆,如潮州过去有揭阳、大埔、丰顺等县设的试馆,有以区、乡为单位或—村一姓的试馆,如河婆的张姓,清代在潮州府、揭阳县城都有试馆,门额上书“清河堂”试馆。在潮州北门街箭道巷有—座三间两伸手房子,是现在揭西县坪上镇湖光村十六世祖贝拔琳公设立的试馆,门口石碑刻有“揭阳河婆贝中和试馆”字样 (建国后因街道拆迁已不存在,但族谱有记载),揭西灰寨镇宫林村在揭阳县榕城曲尺巷设立“宫林试馆”,这些足见当时人们对科举功名的重视程度。但是在当时能够得到“金榜题名”的却寥寥无几。这个湖光村百年前的祖先虽在府城设了试馆,但历史上也只出了几位武秀才和—位清皇封的“武德骑尉”小小的五品武职而巳,与读书高中根本沾不上边。真正算得上出类拔萃的文界名人,在半山客中仅是屈指可数的几名。
    清乾隆年间,五云乡(今届揭西县五云镇)举人彭名史及其孪生子彭如愧、彭如干兄弟,分别考中乾隆乙丑(1745年)进士,彭如干官至黄河南按察司,其长子彭应燕官至清河道,次子彭应杰官至道员、有“父子三道台”之誉,(据《陆丰县志》载)。丰顺汤坑有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历官江苏、福建巡抚的丁日昌。清代饶平上饶曾涌现陈坑八角楼的九进士、一翰林,和石井的文武举人、进士等,但是这个时期,绝大多数山区农民,多是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金榜题名”“功名显赫”或文才卓著的读书人,不外出现在少数大家族中,与总的人口比例真如凤毛麟角。这种现状与一贯号称“崇文重教”的客家人是很不相称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半山客人来潮定居较晚;其次宋末跟随文天样“抗元复宋”入潮的江西、闽西,梅州等地客家士兵,战败后或辗转逃回原籍,或隐匿潮汕山区;此外其他半山客人多数是明、清两代入潮的,定居下来后,还得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生息,才能兴办私塾、学堂,延师授课。这些移民虽然部分的先祖是书香门第,衣冠世家,但流徙到了这里,仍然保留书香门第的究竟还有几家?况且他们居处于潮汕各地的山区,多穷乡僻壤、交通闭塞.即使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有可能创办私塾,教育子弟,而要选拔出类拔萃的远赴州、府参加考试也是极为少数。因为当时的制度是参考士子,必须先由县城大乡办的书院培养出来的“生员”(即秀才),有了生员的名额才能应试。全于能否考中就更是“月宫折桂”之难了。
    关于赴试生员名额的事,乾隆《嘉应州志》卷四17页有这样一段记述:清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粤东学政惠士奇,看到程乡(梅县)很多“能文者”因名额所限,不能入泮读书(入泮指县学的生员,即秀才)便允许他们冒充别县籍贯去潮州府所属各县应考,以至“程乡进泮百余人,士气始扬”。潮汕的半山客人想获得“生员”去应试的机遇当是更无希望。另外一个原因,由于半山客文人士子不多,记载资料更少,历代编史修志执笔者又多是州、县官吏要员,忽略边远山区的事在所难免,故明清时期半山客的文人名人“史无记载”是必然的了。
    统观明清科举时代,半山客的教育不发达,文风滞后,这个历史事实必须正视。这个时期的教育和人才不但远远落后于梅州客区,比起潮语区来也大大比不上。因为自宋、特别明清两代,潮汕沿海经济、生产日趋繁荣,海禁开启后,海内外的商贸日见发达,文化教育也随之兴盛,潮汕人一贯引为自豪的“前七贤”、“后七贤”,就是在这个时期涌现的,这时“海滨邹鲁”之称也可说是逐渐名副其实了。
    在梅州客家文化和沿海潮汕文化双向煎陶下的半山客人,在建立民国,推行新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迅速觉醒过来,奋起直追,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才扭转了文化滞后的局面,掀起了兴学育才的热潮,出现了真正的“祟义尚教”,文风蔚起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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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潮汕半山客》
作 者: 贝闻喜、刘青山、李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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