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歌谣发展的大致轨迹（1）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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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5000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潮汕大地上便已有人类在进行渔猎活动，当时应该有简单、原始的歌谣，可惜已经渺不可寻。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主要部分实际上是古代歌谣选萃，可是它收录的主要为黄河流域诸国的民歌作品，小部分及于汉水流域，而南方的荆楚吴越等地却留下一片空白，寂然无闻。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说，这不等于南方各地便没有歌谣，如《楚辞》中的《九歌》，只是因为当时“南蛮缺舌之音”得不到中原人士的理解，因而也得不到他们(包括《诗经》的编者)的欣赏。
    潮汕这地方属于古代的越地。从晋代左思《吴都赋》中津津乐道的“荆艳(艳，歌曲名)楚舞，吴歙越吟“来看，我国南部的声歌乐舞还是很发达的。《说苑·善说》篇中载有一首《越人歌》，依照原来发音写成一个个汉字，简直像天书一样难懂，经过翻译为楚语，才知道其内容说的是：“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唱歌人是“榜泄越人”即一个船上女子，当然是民歌，也是见于记载的第一首越歌。不过，当中经过了一道翻译，很可能是不所说的“粤歌鲁酒春相问。”
    “潮……蛋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屈大均《广东新语》《粤歌》条。)李调元《南越笔记》也有类似记载。(按李调元，乾隆时四川绵州人，曾一度到粤典试，一度到粤视学，足迹几遍全粤。)“东西弦管暮纷纷，闽粤新腔取次闻。不隔城根衣带水，马头歌调送行云。”下有自注云：“潮近闽，歌参闽腔。韩江舟户又尚马头调云”(郑昌时《韩江竹枝词》)。注中所说的“韩江舟户”即蛋家；“马头调”据郑振铎解释就是“码头调”，也即在商业繁盛之处所唱的歌。
    以上说的是蛋族歌谣。蛋族以舟为家，因此涉及他们的{己述都离不开舟和水。从这些片段材料可以见出他们恋爱结婚时要唱歌比歌。一些蛋户女为生活所迫，只好在商业繁荣的地段招客卖笑，形成乾嘉时韩江边上有名的六篷船风光。而这时，唱歌就成了他们求生的一种手段。
    关于畲歌的记述就更多。除了前面所引的以外，许多材料都说畲族婚姻必须先由男女青年节日时对歌求爱，然后再由父母订亲确认。换句话说，唱歌几乎成了畲族男女恋爱的必经之路。至于畲族歌谣在结构、分章、音调、用韵等方面的特点，钟敬文在《海丰的邪歌》中说得最为明白具体。流行于潮汕地域的汉族歌谣、畲族歌谣、蛋族歌谣从本质来说都是一种民间大众文艺。它们的内容或抒写事实，或表现情绪，无非都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普遍要求和共同心理。可是，由于各民族文化背景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存在着差别，风俗习惯上也有着差别，反映在歌谣活动范围、表演方式以至具体的声律曲调上，也就呈现出种种的差异。由于过去唱歌的曲调(即音乐部分)没有多少可信的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歌谣的结构形式方面来作出一些分析探讨。
    汉族歌谣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从结构形式看，《诗经》多为重章叠句，也即往复重沓体；六朝时的《子夜》、《读曲》诸歌多为五言四句体。唐宋以后，以上两种形式在汉族地区民歌中已经渐渐消失不见，最为流行的便是魏建功所归纳的诗体和曲体。所谓诗体，便是近似七绝的七言四句体，如“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户飘零在外头”之类。胡适曾经指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的武夷山、吴歌歌谣的最普遍形式是七言四句的‘山歌’体裁”(见《全国歌谣调查的建议》)。我们从30年代《歌谣》中发表的各省民歌中，发现北方歌谣也有七言四句的。当然，结构形式也有灵活性。七言不单限于七个字，也可以加上衬字。安徽西北部、豫南的歌谣、客家山歌有七言五句的，当是一种变体。所谓“曲体”，多为长短句，不分章，句数不限，平仄通押，又叫“俗曲”、“小曲”、“杂曲”、“时调”。如果说冯梦龙编辑的《山歌》多为诗体的话，那么他编辑的《挂枝儿》便全是曲体。好像这首《喷嚏》即是一例：“对妆台，忽然间打个喷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个信儿。难道他思量我刚刚一次?自从别你，日日泪珠垂。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喷嚏儿常似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