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山上的“东纵”革命伴侣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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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浮山，位于广东省惠州博罗境内，素有岭南第一名山之称。因山域广阔，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古时成了道家修炼的首选之地。深山里有一座道教名观——冲虚观，抗日战争时期成了抗日武装屯兵操练的根据地，东江纵队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这里聚集了一群爱国志士、抗日精英。我父亲邹石安自1938年接受抗日游击队干训班的教导和训练后，加入组建古竹抗日先锋队，转战于紫金、博罗、惠州等地。1943年受组织指派，三次打入国民党梁桂平部做策反工作，是年秋天被安排在罗浮山下的博罗县长宁乡任长宁书记（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这期间，博罗县委书记黄慈宽同志和博罗县特派员钟福祥（即钟育民）是邹石安（即邹福宽）的直接领导。为了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邹石安和从泰国回国参加救亡的钟福祥几乎同时走进了罗浮山。
　　我母亲徐凤原居香港，香港沦陷后，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百姓受尽日本鬼子的欺凌和压迫，民不聊生。她和哥哥徐智昌亲眼目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无道和自己家庭家破人亡的惨状，毅然决定投奔东江纵队打鬼子。1943年，他们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小妹，搭上往东莞的难民船，绕过敌人和地方民团，取道博罗上了罗浮山。在时任中共博罗县委书记黄慈宽的安排下，到长宁乡水口村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抗日工作。长宁乡是蒋管区，特务活动猖獗，斗争极为艰辛，徐凤通过动员青年农民、妇女来校读书、识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述东江纵队抗日的英雄事迹，发动群众，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同年，在东莞中学领导学生运动、组织抗日同盟的共产党员杜佛蓉，为配合东莞水乡区区委书记钟育民调任博罗县副特派员，假扮其妻子，化名杜娟，掩护钟育民穿越日伪和蒋管区的封锁，进入博罗境内，到长宁乡第九村，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党的领导机关。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这对“夫妻”为了共同的目标和信仰，相互了解，互相倾慕，产生了深厚的爱情，成为一生的革命伴侣，一起肩并肩为抗日救亡、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红色江山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不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他们无法留下新婚合影，我们只收集到1946年这对革命伴侣的黑白相片，照片上英姿飒爽的钟育民和温柔秀丽的杜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传奇故事和一段幸福回忆。
　　罗浮山脚长宁乡因为杜娟的到来，女同胞们显得格外活跃。她经常到水口村帮助和指导刚从香港回国不久又不太会讲客家话的徐凤。徐凤虽是从香港回国抗日，但籍贯是东莞，和杜娟是小同乡，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亲如姐妹。徐凤的革命精神、工作热情和良好的群众基础给杜娟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成了徐凤的入党介绍人。
　　1943年秋天，邹石安被任命为长宁乡书记，凭着读过私塾，在古竹孔埔小学教过书的经历，他同样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党的抗日救亡工作。在此期间与徐凤相识，共同开展当地的对敌斗争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并肩战斗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经组织批准于1944年结婚（证婚人宋郭芬，时任中共长宁区委委员），建立起革命的小家庭，成为战友们很羡慕的一对革命伴侣。
　　邹石安和徐凤、钟育民和杜娟这两对在罗浮山脚下长宁乡相识、相爱、结婚成家的革命伴侣，都遵守着一个自我约束：革命斗争环境艰苦，枪林弹雨，风餐露宿，不适宜也不应该要孩子。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蒋介石要求共产党“东纵北撤”。当时，钟育民和杜娟、邹石安和徐凤及部分同志被留下来继续在罗浮山地区坚持武装斗争，护理伤员，掩埋东纵北撤留下来的枪支、油印机、电台等物资。其间最为艰巨的是护理伤员。敌人的封锁造成我们缺医少药，国民党军的围剿造成伤员要经常转移。愁医愁药，愁吃愁护理，还要常常转移。为了安全，把伤员安顿在深山老林里，下山购买物资，只能晚上下山筹措，连夜摸黑回山。蒋介石、国民党军的梁桂平、李潮部对东纵留守人员的存在如坐针毡，围剿、追捕我方的活动非常频繁，给留守部队极大的威胁。幸好我们的群众基础好，有老百姓掩护，留守人员就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从容疏散、转移和撒离，敌人的围剿经常无功而返。恼羞成怒的敌人甚至张贴告示，悬赏捉拿留守干部，其中就有杜娟、何欢（时任博罗县委书记黄庄平的爱人）、徐凤。
　　在这段罗浮山东纵余部的留守年代里，博罗县委书记黄庄平与妻子何欢、桂山工委副书记钟育民与妻子杜娟、江北横河东五支随军工委总支书邹石安与妻子徐凤，这三对革命伴侣同生共死，患难与共，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亮丽的青春为罗浮山上那不倒的东江纵队的红旗增添了光彩。可喜的是，这三对革命伴侣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火的洗礼，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