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沙陇案纪事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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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八年（1869）潮州代总兵方耀查办郑锡彤一案，其旧事至今仍在民间口耳相传。
    晚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潮汕地区盛传着一句顺口溜“日出沙陇郑，日落钱坑寨”。潮阳的沙陇乡和揭阳的钱坑乡都是聚族而居，人口众多，殷实富有，宗族强势，以天时地利人和各占一方。二族的非法势力经常械斗劫掠，抗官欠粮，数十年来地方官府无可奈何，愈是强横。
    直至同治八年（1869）潮州代总兵方耀奉旨查办潮州各县积案，沙陇和钱坑的非法势力才得到应有的打击。多年之后，方耀向总督张之洞简介此次查办积案的成绩时，得意地将“潮阳‘沙陇王’郑锡彤会党抄杀、盘踞抗官”一案列于各案之首，并说“这些案件皆地方官所不能为，抑亦地方官所不敢为者”，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方耀查办郑锡彤一案，民间称之为沙陇案，其旧事至今仍在民间口耳相传和演义。当时还有好事者编写了十八卷的潮州歌册《方提台大人歌》，其中叙述沙陇案的就达九卷之多，可见该案在民间份量之重。由于查办沙陇案社会影响巨大，相关的记载也少量散见于时人的笔记里，让我们今天避免口传、歌册的误导更进一步地了解其扑朔迷离的案情。
    沙陇豪强郑步云（字锡彤）家财万贯，霸道凌人。其子郑熙森（简称郑森）与其弟郑庆云（字锡位）则助纣为虐为之羽翼。郑锡彤把持沙陇一乡，以团练为名聚党三四千人，家藏大炮七十余尊，土枪弹药无所不具，另设火药房、军械库，以三合土构筑墙垣固若金汤，俨然成独立王国。
    郑锡彤控制下的沙陇乡，无人不敢不听他的指挥，稍有违其意者必定杀之而后快，一律以活埋处死。因晚清捐纳制度泛滥，郑锡彤花钱买得副将（从二品，职衔仅次于此时的方耀）的虚衔和赏戴花翎的虚荣。当时潮阳凡新上任的知县，必定会登门拜访奉承郑锡彤一番，然后沙陇乡的租税才可收齐，不然官差不敢贸然进乡收税，前后几任知县碍于其强势，不敢明正其罪。
    晚清思想家、报人王韬在笔记《瓮牖馀谈》里记道，方耀准备查办郑锡彤时，认为只能智取不能力敌。于是与他结为推心置腹的异姓兄弟，并举荐他为保安公局的局绅协助官府办事。同治十年（1871）一天，方耀以公事邀请郑锡彤、郑锡位到兵备道员行署商谈。当时行署内外早已设下埋伏，郑锡彤刚到行署门口就被勒令脱掉冠袍进见。进入堂屋后即被道员审讯，郑锡彤仍面不改色，强词夺理，道员勃然大怒，下令兵勇制服了郑锡彤收监入狱。在一旁的郑锡位早已匍匐在地，俯首认罪。方耀立即派遣部署在贵屿、峡山等处的兵勇逼进沙陇，水陆合围直捣郑锡彤的巢穴。时人普遍认为，若非郑森患病早一年病逝，恐怕郑锡彤是“未易猝除”。后郑锡彤以“会党抄杀、盘踞抗官”罪，郑锡位以“纠众抢劫”罪被判处极刑，就地正法。
    有文章指出方耀办沙陇案，计擒了郑氏五兄弟：郑锡展、郑锡彤、郑锡建、郑锡位、郑锡武，甚至连刚中武进士不久的郑之材（郑锡武之子），也受此案牵连而被革除功名。实际上方耀只是查办了郑锡彤、郑锡位而已，其他人并没有受到牵连。况且在同治十二年清廷奖赏协助查办潮州积案的官绅名单里，“郑之材”的名字赫然在列。不过，多年以后郑锡武父子倒是牵涉上了另一件大案而被方耀拘留严查。
    光绪七年（1881）四月，揭阳县风吹寮乡田笼得揭竿起义，但事情败露被已升任广东陆路提督的方耀查办平息，不少在逃成员亦被通缉追捕。郑大徐为躲避追捕潜逃至家乡投靠亲戚郑锡武，方耀于次年获讯后即派兵勇前往缉捕并要求郑锡武协助。郑锡武有意袒护不肯配合，方耀见郑大徐迟迟未归案，便命兵勇到沙陇把郑锡武押解到行辕训斥。郑汝材、郑之材兄弟俩为阻止兵勇押解其父，带领乡丁持械殴打兵勇，拒绝带走郑锡武。
    方耀接报后，通知兵备道员、潮州知府批示潮阳知县做好郑锡武父子的工作，督促其交人投案。但是郑锡武父子还是抵抗如故，由于郑汝材系同治元年（1862）附学生员，有候补把总（正七品）的虚衔；郑之材系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武进士，奉旨候补守备（正五品），曾协助办积案获得赏戴蓝翎。为了方便进一步办案，方耀联同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裕宽、广东布政使姚觐元、广东按察使龚易图，以郑锡武父子身为缙绅却窝藏匪犯，“若不从严革究，无以惩刁劣而肃纪纲”。于是上报清廷将郑汝材、郑之材的功名予以革除并摘除蓝翎，以便拘留严查，清廷遂准其奏。
    其实，要是撇开案情不“以人废艺”的话，郑锡位、郑汝材叔侄俩的书画艺术水平是有一定造诣的。二人自成一家，别有风格，在晚清潮汕小有名气。郑锡位的绘画古朴逸致，郑汝材的书法浑厚雄健，二人的笔迹至今在民间还有少量的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