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陈玉亭叱诧清末民初上海滩

    汕头的开埠与近代轮船业的兴盛，为近代潮汕商人走出潮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潮人走出乡土家园，散居于大陆沿海乃至内陆沿江的口岸地区，而上海就是近代潮商的集结之地。到了20世纪初，上海潮商开设了鸿裕纱厂、鸿章织染厂、纬通纱厂，郑培之、郭子彬等人成为上海早期纺织界的巨头，而在上海钱庄业，潮商也在占有一席之地。近代上海潮商经济实力雄厚，特别是在纺织业与钱庄业中拥有相当的实力，随着近代上海经济的发展，上海潮商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遍及潮糖、土产、房地产、钱庄、纺织业、面粉业、百货、饮食等，陈玉亭便是这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陈玉亭出生汕头潮南成田溪东，生于清末，民国初期，上海帮会林立，有江苏帮、浙江帮、潮州帮、绍兴帮、宁波帮等，比比皆是。上海财界的经济实力，除洋人外，江、浙二帮因天时地利，得天独厚，其实力最强。广东财界在上海也有一定的地位，他们能在上海与江浙帮争雄，其中潮州帮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年，潮州帮的财力已超出广东财界的一半，而潮阳人的财力相当于整个潮州八邑的七成。潮阳人在上海进行贸易、金融、房产、典当、企业等商贸活动，尤以铜盂郭（郭子彬、郭乐轩为代表）、沙陇郑、成田溪东陈（陈青峰、陈玉亭）为代表形成了上海潮州帮的三大经济体系。清代潮人在沪，最开始是从事传统的区域间物品交流，后来中英鸦片战争后，大量潮人开始大量贩卖鸦片并从事买办活动，陈玉亭也是其中之一。
    潮州帮土行的发迹，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当时曾国藩奉命办湘军，围剿太平军，由于清政府的国库空虚，打仗要筹响，于是曾国藩打上了潮州帮土行的主意。当时在上海做鸦片生意的，除了潮州人外还有福建人、广府人，但潮州人的势力最大。曾国藩及其继任者丁日昌，就筹划实行鸦片专卖，让潮州人垄断鸦片买卖，由上海潮州会馆负责从每箱鸦片利润中留出10两、20两作为义捐交给政府，这笔义捐对清政府的帮助很大。上海潮州会馆是由三大帮所合组，其中海阳、澄海、饶平为一帮；潮阳、惠来为一帮；揭阳、普宁、丰顺为一帮。上海潮州会馆，创建于清嘉庆15年4月(1811年)，会馆馆址设在洋行街105号。上海潮州会馆财政的来源，原来由各商号摊派或捐资，后来由于有了地产、房产，便转而以房地产收入为主要财源。
    自从潮州土商对鸦片垄断之后，上海潮州土行进入了全盛时代，共有两个时期，一个是19 世纪70、80年代，当时上海滩大商贾哈同是潮商的主要竞争对手，潮州土商依靠会馆的力量向哈同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退出一些地区。另一个是清末民初，在上海的潮州土商进入了第二个全盛时期，其中郑、陈、郭三姓中，都有一批百万元户，财富多得惊人。当时，上海滩黑帮大头目杜月笙还没有发迹，跟潮州土行老板走得很亲近的，陈玉亭50岁做寿时，杜月笙还上门拜寿，杜月笙也多次鞍前马后陪同陈玉亭回潮汕老家办事祭祖。因为彼时，杜月笙势力还不够大，但他想做鸦片买卖，所以要讨好陈玉亭。后来，清政府实行禁烟，潮商不得不把资本投到其他行业，主要是在钱庄、纺织和典当业，陈玉亭也在此时开始慢慢进入金融业和纺织业。
    在上海的钱庄业蓬勃发展之时，大量的潮商把资本投入到这一行业，从投资金额来看，“潮州帮”的经济实力相当雄厚，而作为上海滩知名潮商的陈玉亭，同样也看到了商机，于是他在宝成、大成、鼎盛三家钱庄投资了10万多两银子，开始涉足钱庄业。汕头开埠后晚清至1933年前，就有很多中外银行和钱庄来汕头设置分支机构。陈玉亭（17世）在汕头开设了阜丰庄、德成庄，其中德成庄由其三子陈鹏秋主持，阜丰庄由其五子陈雁秋执掌，陈雁秋曾任汕头商务总会协理（1909年）；陈世霖（18世）开设的春成银庄、陶成银庄；陈秀山（19世）开设的鼎丰银庄；陈炽临（19世，又有写成陈炽林）开设的裕成庄。陈玉亭家族也在汕头市区小公园一带购买了大量房产物业，投资涉足了各大行业，成为潮汕富豪，家族财丁兴旺，目前，陈玉亭的后人遍布世界各地，多为成功人士，事业有成，深圳市汕头潮商会常务副会长、第六届潮商大会名誉主席、第八届国际潮青会名誉主席陈健辉就是陈玉亭的曾孙。
    1920年，陈玉亭创办了纬通纱厂，资本120万元，有纱锭24，500枚，工厂最早出产“孔雀”牌和“双鹿”牌棉纱。1932年9月，陈玉亭又与永安公司合股经营，双方各投资60万元，合办纬通合记纱厂。到了1933年，陈玉亭又将所占半数股份转让给永安公司。后来，陈玉亭的儿子陈仁夫和陈运英还在汕头三达巷开办了冠亚抽纱公司，是潮汕规模最大的纱厂，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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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都市报”2017、2、18
作 者： 彭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