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晚清时期潮汕两大谜案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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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晚清时期潮汕地区的谜案，不得不提澄海杨春英案和海阳苏遇春案。这两宗案子与潮阳郑锡彤案、海阳王三义案共同构成了晚清潮汕四大传奇公案。由于这两宗案子史料极其罕见，一直以来有关文史资料也只能作笼统性的介绍，往往语焉不详，具体案情又不为后人所知，成为晚清潮汕谜案。现在，通过新解读的史料，来还原案件的实情，进一步揭密案件的真相。
    这两宗案子都案发于光绪年间（1875-1908），主角杨春英和苏遇春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天子门生——生员，即俗称的秀才。杨春英犯的是聚众抗税，苏遇春犯的则是勒索抢劫。而审讯两人的正是粤军著名将领水师提督、普宁人方耀。获悉案发，方耀亲自带领兵勇驰赴该地捉拿人犯和审判处决要犯。故此，这两宗案子也成为历来唏嘘二人罪不至死，指责方耀办案心狠手辣，草菅人命的话柄。
    光绪朝纂修的潮州府地方志书，未见对这两宗案的记录。倒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出版的饶宗颐先生总纂、陈学儒先生分纂的《潮州志·大事志》里，简要地记录了苏遇春案并顺带提及了杨春英案，谓“枫洋殷户苏基妹因筑墓为廪生苏遇春所勒劫，案发，军门方耀大索其党，枫洋、鹤陇两乡秀才干连是案者生员十余人，俱拟大辟，将刑，潮（州）嘉（应州）人士具衣冠求赦，乃祗杀遇春，余斥革监禁。又前此事数年，方耀立沙田厂于澄海征收沙田（捐），澄民抗之，生员杨春英以是被拘辱，众不平为罢市，方（耀）益怒，遂入以叛逆罪置之法，与春英骈首市曹者数人，时论冤之。”这条记录是陈学儒先生根据光绪廪贡生、海阳（今潮安）史学家王定镐的《鳄渚摭谈》（未刊稿本）采写的，后世也多是通过这两本书的简要记载来认识这两宗案的。
    中法战争前，广东海防形势严峻，防务空虚。清政府决定加强广东的海防建设，奈何广东地方财政紧张，没有资金可支持海防建设，于是就在全省开征了五项税收作为海防建设经费，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沙捐。
    沙捐的征收，主要在广府和潮州两地，业主多系富户。由于富户不断开垦新沙田，又没上报登记，造成登记在册的沙田数量与实际数量不符，给征收和重新清丈带来不便，很多业主藉此偷税漏税。杨春英也开垦新沙田，他经营的商号为“居合”，故此案又称为杨居合案，或者沙田案。是时清政府委任方耀署理广东水师提督，充任海防全军翼长，办理潮州海防军务。
    不料，杨春英竟然不肯配合重新清丈沙田，带头聚众罢市，抗缴沙田花息，随后还伙同积匪蔡亚柯抢毁了县沙田局厂，以挟制官长。方耀时在海陆丰办理积案，接报后立马赶赴澄海捉拿人犯。审讯中，究出了蔡亚柯之前抢夺奸占、械斗伤毙人命的案子，并且将杨春英的生员功名革除。案件讯明后，方耀随即将主犯杨春英、蔡亚柯等十三人就地正法，其余的从犯蔡延林等分别惩罚发落。
    由于史料极其有限，杨春英的案情缘由显得较为单薄，连其案发的确切时间也不可详知，只是可以根据总督张之洞的奏议，把时间确定在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至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之间。应该说，杨春英聚众抗税是罪不至死的，这也是人们为他所感到冤屈的，但致命的是他还选择伙同了积匪蔡亚柯去抢毁沙田局厂、挟制官长，跟一个有重大案底的人去共同犯罪，杨春英无疑是作茧自缚，把自己的脖子伸上了断头台。方耀则借势快刀斩乱麻，不顾民众的呼声将一干主犯立即就地正法。
    杨春英案结束的三四年后，发生在海阳的苏遇春案，民众的呼声第一次成为方耀量刑考虑的重要因素，他不得不妥协，这也是方耀自同治八年（1869）铁腕清乡以来面临的最大一次考验，与以往涉案主犯不同的是，这次的十几名主犯都有着廪贡生监的功名。
    光绪十六年（1890）夏间，鹤陇乡富户苏枝妹、苏植荣父子向一邢姓人家买得旧屋一所，用以改造成新屋，且留剩屋子四围的旧屋未拆除。不料枫洋乡“俏房脚”（强房）廪生苏遇春欺苏枝妹为弱房，决意敲诈勒索，串通同乡生员苏海、苏沐春，监生苏朝光，鹤陇乡廪生苏兆华，附贡苏兆祥，生员苏桂茬、苏慕韩，武生苏廷湘，监生苏瑞童、苏喜标，普宁县生员苏景轼等乡绅，捏造苏枝妹的新屋与距离他们不远的元代始祖坟墓同一分金，要求赔礼道歉，其中，枫洋乡索得一千银元，鹤陇乡索得八百五十银元。
    事后，苏遇春仍贪心不足，觊觎起苏枝妹的全部财产，于是谋划抄抢。以苏遇春为首，苏海等为同谋，纠集不明真相的枫洋乡民千余人标贴长红，前往苏枝妹家抢夺财物，苏枝妹举家藏匿不敢交涉，任由其抄抢，财物被抢估值逾万元。
    方耀在广府办案知悉后立即逮捕苏遇春等主犯十几人归案，认为“其凶狠情状无论曾否杀伤人命，而已先有杀人之心，应得杀人之罪”，俱拟就地正法。该案由于涉及到两乡的廪贡生监多达十几人，是前所未有的，一时引起轰动。潮嘉地区许多人士纷纷出面，认为判处太重，各乡的士绅、耆老和民众也是再四的恳求乞恩，希望方耀稍微从宽处理。方耀一时压力倍增，进退两难。要是轻判恐无以震慑犯罪，重判则民众呼声大为不平。
    最后，方耀考虑再三，联合潮州总兵娄云庆、惠潮嘉道顾元勋、知府杨霁做出决定：将主谋苏遇春革除功名并斩首示众，其余的廪贡生监收回县监听候核办，其他参与抄抢的乡民处以律杖十棍，责以自新。同时，将案件判处始末缘由刊印成通告，且全文刊登于报纸，示谕各县各乡诸色人等周知，希望“自后父束其子，兄戒其弟，速自选举房族正副，力惩强暴，共勉善良，大事经官，小事投局，勿得如苏遇春等妄为自取诛戮，以廪生而身陷重辟，即幸免斩决之苏海、苏兆祥等亦监候未能遽释。本案系以绅衿连累烂崽，故轻办附和余党而重辟首恶”。
    其实，两宗案子的判处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晚清时期由于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地方社会动荡不安，械斗、会党和盗匪问题非常突出，地方督抚大员往往被赋予了就地正法的权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随即展开清乡运动，潮州自方耀清理后，社会秩序大为好转，但后来方耀调离潮州，各种犯罪活动又死灰复燃。光绪十二年，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全面开展三路清乡运动，并征得清政府同意在广东另立新条例专门严办械斗案件，规定凡纠众数十人以上的主谋，其买凶伤人，掳虐男妇，焚烧房屋，抢毁资财案件的，无论杀伤几命，均照土匪例不分首从，一律就地正法。方耀正是依照此新严厉条例，对杨春英案和苏遇春案进行重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