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承志的革命生涯及与潮汕的情结

    我的祖父高绳芝，是清末民国初期潮汕著名的华侨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兼革命党人、清末恩科举人。他绝意仕途，开创汕头埠民族工业，投资兴办水、电、通讯等基础产业，出资支持辛亥革命，是汕头的华侨代表人物，1930年汕头中山公园建造“绳芝亭”以资纪念。
    高氏家族在华南，中国香港、泰国、日本开拓多项实业，家族及后代多继承家业从商。终生从事革命，从政的唯有我的父亲。父亲高承志曾用名高楚泽，是高绳芝的四子。1910年生于广东澄海，1994年在天津病逝。母亲曾岷生，天津著名儿科专家，育有四男一女。父亲从一个革命同情者变成地下党骨干，虽颠沛流离，道路崎岖，仍始终不渝，一生忠于党的事业，光明磊落，坦荡一生，具有传奇色彩及人格魅力。在父亲生平许多阶段，均有与潮汕的联系。直到临终，遵照父亲遗言，骨灰撒入与他晚年工作和生活的天津渤海湾，意在连通韩江，魂归故里。
    男儿立志出乡关  天津踏上革命路
    父亲4岁丧父，15岁放弃继承家业，决意不走从商之路。在汕头老家，经三天绝食诉求，终于得到母亲允许，离乡赴天津求学。同行的有三哥高承光（高煜，汕头市政协委员，书法家）。到天津后先在广东会馆落脚，又到潮汕亲戚南北货行借住，学习北方话。16岁就读南开中学，学习优秀，名列前茅，跳级一年，五年后毕业，考入清华大学。
    在南开中学期间，父亲与唐明照（外交家，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同宿舍，与他结下深厚友情，并通过唐逐渐了解革命，了解共产党。父亲身上有着潮汕人的血气，侠肝义胆，讲朋友，够义气，是革命追求者。上世纪20年代，有个教堂暗杀叛徒案轰动天津。暗杀叛徒的是中共地下党员郭宗鉴，按天津地下党组织指令，要他亲手处决一名叛徒，郭在西开法国教堂后租了一间平房，约那个叛徒见面。叛徒应约，刚进房间，郭宗鉴拉开抽屉，取出一把上膛手枪，抬手就射，叛徒转身逃跑，倒在院内，郭趁乱逃脱。听到枪声，法租界中国籍警察赶到，叛徒还有一口气，说：“杀我者，郭宗鉴。”随后毙命。几天后，郭宗鉴被捕，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当判死刑。地下党组织幕后指挥，由父亲高承志出面营救，向狱中递送物品，联系知名律师。在地下党强有力支持下，作为证人的警察辞职返乡，律师提出证据不实，郭免死改判无期。
    1929年，天津地下党书记彭真等一批党员及进步人士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彭真组织全体狱囚绝食抗议。父亲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负责监狱外接应工作，疏通狱卒，送进药品，绝食斗争最终取得胜利。解放后，北京市领导刘仁特地就此事答谢他。
    青春写进时代中  北平演绎《潜伏》
    1931年，父亲入读清华大学西语系，加入进步组织，成为读书会负责人、左联组织成员（见姚辛《红色劲旅之歌》）。联系的地下党员有姚依林、黄敬、蒋南翔等，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黄敬是市委负责人，父亲是学联负责人，李昌是民先队负责人（见戴煌《民先民进更得打先锋》）。“一二·九”运动以抗议当局，宣传抗日救国为目的，1935年12月9日那天，清华、燕京等校学生凌晨集合，步行向城内进发。有身材瘦小学生挤进城门，扒开门栓，大队人马浩荡挺进，与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市女一中学生汇合。游行队伍在新华门汇集，向当局递交请愿书，又走向王府井、南池子游行，冲破重重军警设卡，遭到骑警用马刀背、皮鞭、棍棒驱赶，消防队用水龙头袭击，学生游行队伍被冲散，但“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永存青史。父亲曾著有《我在清华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许多关于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左联的史料也均可查到父亲的历史足迹。
    父亲组织学生运动期间曾被当局在清华园逮捕，作为“首犯”与13名进步学生被关押在北平宪兵三团；张宗植等进步学生被押解南京（见：袁秀雅《一个不该忘记的作家》）。在狱中，父亲经历吊打审讯，双手拇指被合绑，吊在房梁，然后用皮鞭抽打，始终咬紧牙关，严守组织秘密。被捕的消息传到潮汕，汕头高家派人进京疏通打点，改善了全体被捕学生待遇。二十天后，接到北平地下党指示，关押在北平宪兵监狱学生以左翼文学会名义出狱。
    当时的北平白色恐怖严重，父亲出狱后被迫辍学，更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鉴于父亲的优秀表现，地下党组织秘密发展他为正式党员，入党介绍人叫“大老黑”。直到解放后，才知道那个“大老黑”是中共资深领导干部林枫（原中央党校校长）。
    1936年初，北平地下党书记黄敬代表党组织任命父亲为北平地下党联络站站长，并负责左联和反帝大同盟工作，真实演绎了电视剧《潜伏》的情景。
    当时，组织在北京西城白塔寺附近租了平房，作为联络站基地。组织让一个女同志，白胖文静，与其搭配为假夫妻。父亲推辞：“形势险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不用给他人增添风险了。” 陈伯达从苏联回国，组织安排父亲迎送和全程保护。一年多的地下联络站经历，父亲接触过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从苏联革命、共产国际、文学历史谈到家庭琐事。父亲与许多党的高级干部成为了挚友。当时，党组织的秘密会议常安排在进步青年寓所，著名演员张瑞芳和她的姐姐張阑的家成为地下党秘密会议地点，父亲多次参加彭真、黄敬在这里组织召开的北京市委的会议，张瑞芳曾在屋外放哨。父亲交友广泛，九叶派代表诗人王辛迪在北京的住所常见到父亲的身影。1936年父亲回清华复学，参加毕业考试，与钱伟长等同期毕业。
    烽火中辗转流离  心不变拨云见日
    1937年初，父亲向组织请假回潮汕探亲。在汕头期间，赶上侵华日军在汕头登陆，举国陷入战乱，父亲潜入汕头中学，宣传抗日，踏上异常艰苦的寻找组织之路。
    父亲从汕头出逃香港，取道越南河内，辗转云南昆明，颠沛流离半个中国，到达抗日后方重庆。抗战时期的重庆，飞机轰炸，社会混乱，人鬼混杂，敌我难分，八路军办事处周边布满敌特。由于地下党单线联系原则，必须保守组织秘密，父亲费尽千辛万苦联系组织，难说清来历，难得到确认，空袭警报，四下跑散，错过接头机会，脱离组织关系。后由清华校友介绍，进入中华民国资源委员会下属的水泥厂，负责抗战建筑材料供应。
    建国前夕，父亲在天津偶遇清华地下党战友唐永健（原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开国大典阅兵式副总指挥），又联系上黄敬（解放初任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市长），正式回归革命队伍；曾先后在天津军管会财经委员会、天津工业局任职并担任领导工作，主持过天津展览馆建设（天津马场道旧址），曾任天津市第一、二、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78年，父亲任天津科委编译委员会副主任，正译审职称。作为核心成员，组织编译了巨著《顾维钧回忆录》及参与《大英百科全书》的翻译工作。
    父亲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始终一心不二，志士暮年，壮心未已。1980年，已70高龄的父亲还亲自发起倡议成立天津市翻译公司，任经理，广招社会有才之士，采取自收自支的公司管理模式，多语种多方式为社会服务。
    一生磊落光明  最终魂归故里
    父亲自幼接受严格家教，就读家族私塾，打下深厚中文基础，养成阅读古文习惯，功底深厚，熟读《资治通鉴》、《史记》、《二十五史》。1952年周恩来总理聘父亲为津沽大学教授，虽未终生从教，先后兼职教授课程，也曾给纺织学校中、英文教师开过讲座。
    潮汕语言，贴近古汉语发音，保留许多古汉语成分。父亲最喜欢用潮汕话背诵古诗古文，高低顿挫，朗朗上口。善于撰写文体诗词是那个年代人的癖好，父亲常与他人交流，以高家兄姐为多，三哥高承光、二姐高韵同在家族私塾受过教育，来往诗书颇多。父亲去世后，家人编辑《高承志诗词集》，内部流传。
    父亲继承祖父高绳芝的情商，传承潮汕人海纳百川的情怀，广交朋友，行侠仗义。品德高尚，宽容大度，令晚辈、同事、亲朋敬仰与缅怀。父亲一生中交往甚广，有黄敬、刘仁、蒋南翔、荣高棠、唐明照、郭建、姚依林、谷牧、李耕涛等中央和天津市领导干部，有陈寅恪、吴宓、张瑞芳、端木蕻良、王辛笛等文化人士，也有钱伟长、钱三强等知名教授、学者，有企业家、社会名流，更有潮汕亲朋与同事好友。
    在津工作生活期间，父亲广受潮汕同乡尊崇，拜访的宾客络绎不绝。大家讲潮音，谈潮情，令父亲晚年生活其乐融融。上世纪90年代初，天津潮汕同乡会推举父亲为名誉会长，参加每年正月初三同乡聚会。
    1984年，父亲患食道癌，手术后仍兼职工作。直到1994年初，向子女立下遗嘱：鉴于身体状况，自觉得将不久人世，交代三点：1、人生赤条条来，赤条条走，死后不举行仪式，骨灰撒到大海，回归自然，魂归故里；2、一生追随革命事业，无怨无悔，没有任何遗产留给子女，要求子女自强不息，为国效力；3、照顾好妈妈。1994年4月12日，父亲与世长辞，享年85岁。送行的有社会各界人士，许多老者捶胸大哭，哭诉当年共同战斗，得到父亲无私帮助的往事。
    父亲的每一个人生节点均离不开与潮汕的关联。来天津就学时，有潮汕人帮助，家庭资助；“一二·九”闹学潮被捕，有家人从汕头接济疏通；在日常生活中，品茗饮食以潮味为先，与潮汕同乡交流为乐，乡音未改，乡情不失；去世前留下遗嘱，骨灰洒向大海，魂归潮汕故里。
    适逢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寄托我们的哀思。
    （作者为高承志长子，曾任交通部环保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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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日报”2014、4、27
作 者： 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