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汕头老人饶国雄抗战时在63军第二野战医院服役——“看着战友们遭受伤痛折磨实在残忍”

    人物
    饶国雄 1920年生，祖籍大埔，汕头市区沦陷后随家人迁往潮阳避难，后报名参军，加入国民革命军63军152师第二野战医院，任护士、司药。曾随部队参加粤北大战。抗战胜利后，随部队前往东北，在淮海战役中投诚加入解放军，被编入第三野战医院。后因肺部发炎离开部队回汕。
    前言
    老市区的孔庙，据说从前是典型的贫民窟。赤贫百姓来汕头讨生活，多到这里搭个临时窝棚，久而久之，就成了自己的家。自民国至今，这里的住户一直都没有领到产权证，也由于当年属乱搭乱建，使得狭窄蜿蜒的小巷和握手楼显得杂乱无序。94岁的抗战老兵饶国雄和他80岁的老伴罗玉桂就居住在这种老房子里。
    雨后湿热的上午，记者在孔庙的巷子里兜兜转转穿梭着寻找门牌号，绕到真找不着北了，问了多个街坊邻居，才于孔庙后三巷处觅着了饶老伯的家门。
    饶伯身体还算健朗，除了有点儿耳背，说话声调高，视力还行，住在潮湿蜗居，每天爬阁楼，近百岁老人，还要照管着读小学的小孙子。提起抗战时的经历，他似乎不愿意说太多，只是连说“残酷，恐怖”。那时候当兵，他完全是出于自愿，而进入部队后，就一直呆在野战医院里，先当护士，后任司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们，内心只想着杀敌取胜，没有空暇担忧自己的安危。后方指挥部里，指挥官脑中想的是如何排兵布阵。而只有距离前线最近的野战医院的护士、医生们，要时时目睹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兵们那些支离破碎的身体，以及被伤痛折磨的痛苦。因为缺医少药，以及战时的恶劣环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遭受折磨，除了无能为力，更比自己受伤来得痛苦。
    口述：“汕头沦陷后我在棉城报名参军”
    我的老家在大埔县城，即现在的茶阳镇。七八岁的时候，我迁来汕头读书，跟家人居住在同平路。父亲以编制贩卖箩、筐等这些竹制品谋生。我初中是在正始中学读的，可还未毕业时，日本鬼子就来了。1939年6月21日汕头市区沦陷了。大家纷纷逃往尚未沦陷的地区躲避战乱，我父母他们回大埔老家。我因为父亲有朋友在潮阳大埠开商店，跟几个小伙伴决定去潮阳。
    到潮阳大约几个月后，有一个朋友提议去参军，说现在日寇侵占我们的家园，我们作为青年一代，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应该上前线，把日本鬼子赶出国土。我们一共4个人去报名参军，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饶平人，一个乌汀人以及一个福建人。我们几个一直到晚年还有联系，其中一个叫沈景辉的，以前还曾任汕头中心医院院长。可惜，前些年他们都相继离世了。
    我还记得我们是在潮阳棉城城内一个国民兵团那里报名参军的。报名后，我们被暂时安置在大祠堂里，也没有分班，只有每人安排一个铁床铺。当时是军政部派人来招兵的，招了大约两百人后，就准备出发，徒步前往韶关翁源。快要出发前才开始给我们分班。我记得很清楚，官长来了后，目测我们每个人，就地分成一群群人，各群人被不同的长官带走。
    “每个师部各配有一个野战医院”
    由于我有初中文化水平，认得字，到了翁源后，我被安排进入干训班，接受医务、救护的训练。训练了四五个月后，我被分配到63军152师第二野战医院。进入野战医院，最开始是当护士，之后才转司药。
    我们63军共有3个师，每个师配备有一个野战医院。分别是153师的第一野战医院、186师的第三野战医院和我们152师第二野战医院。三个师虽然同属军长张瑞贵（后为陈章）麾下，可是都驻防在不同的地方，要碰面一次很难。只在一次部队调防途中，我们曾遇到186师。当时在半路上得知对方就是一直听说番号却未谋面的兄弟师，大家都高兴得相互握手问好。
    152师的战友中有来自四川的、梅州的，平时大家都说普通话，只有遇到潮汕的老乡时，才会说起亲切的潮汕话。每个月的军饷我记得只有七八元，有时候连买日用品都不够花。
    “野战医院是救护的第二道防线”
    在战场上，死伤随时都会发生，卫生队、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给伤兵们救治的三道防线。我们野战医院属于第二道防线。卫生队最紧跟前线，若是小伤，就直接在前线的各部卫生队治疗，如果严重了，卫生队会给予简单包扎后送到我们野战医院来。在野战医院治疗到病情基本稳定了，才送去后方医院疗伤。
    在那个战争年代，人命很不值钱。我们这些卫生队、医院药品和医疗设施都很缺乏。像卫生队那边很多时候都没有药，主要是给士兵们止痛。但止痛并不治本，很多士兵就是因为药品缺乏，无法及时治疗而牺牲的。这样的士兵还不在少数。还有的伤势太重，比如我们就听闻过有的战士中弹后，肠子内脏什么的都流出来了，可是卫生队那边没有设备和药物可以及时抢救，无奈之下只有补上一枪，提前送他离开，让他能少受些痛苦和折磨。
    有时候，前线卫生队的卫生员，因为跟自己的战友感情好，看着受伤了，都不舍得送来我们野战医院，想着能自己治就自己治，用草药给他们包扎、敷伤口，实在不行再送来，却常常因此耽误了治疗。送来的时候已经伤势过重，错过了救治的最好时间。战场上这样的事太多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太残忍、太恐怖了。
    “随部队迁徙缺药简陋影响救治”
    我们野战医院虽然没有跟着部队在最前线，但也是随部队迁移的。打第二次粤北大战时，战役打得很惨烈，记得韶关一役最为激烈，后来部队就撤到新丰、官渡一带打游击，我们也跟着部队四处迁移，每到一处都得赶紧搭建医院，以便及时救治伤兵。
    每次转移后，选择合适的位置，马上用竹子搭框架，用草盖屋顶，就这样建成了一个简陋的临时医院。但是由于设在郊外，医疗用品、物资非常缺乏，连绷带之类的都得由军部送来，若是途中耽误了，往往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救治伤员。为此，我们常常提建议要改善野战医院的医药等等，但那可是战争时期，许多事情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由于受种种限制，一直都没有改善。很多士兵的伤其实是可以医治的，却常因为药物缺乏而牺牲了。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惋惜。
    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在广东河源附近一个叫理龙镇的地方。那时候我已经是中尉司药。当时得知日本鬼子投降了，大家都高兴地放下手头的工作又跳又欢呼。胜利了，残酷的战乱生活就要结束了，而最令我们欢喜的是，赶跑了鬼子，可以回家了！当时，医院还给我们每个人发奖励品，只是都寄到家里去了，据家里人说有收到，但到底是什么，我也没有见过。
    后记
    抗战胜利后，饶国雄随部队前往东北。在淮海战役中，他本来是到前线给战士们送药的，可是由于部队遭遇解放军拦截，他没得再回医院，留在了前线，跟着前线的士兵一起投诚。随后他们接受了半年的学习培训，半年后，饶伯被编入第三野战医院。
    后来，由于肺部发炎，饶伯请假回到了汕头。可是，父母亲已经去世了。他的姐姐和弟弟则在上海做生意。曾经熟悉的汕头，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位于同平路的老房子早在当年他们前去潮阳避难时就卖掉了。于是，他在孔庙一巷住了下来。
    在汕头无亲无戚，生活将何以为继。饶伯的回答却稀松平常。他说，年轻小伙子，只要勤奋肯干，还怕养不活自己。他每天去潮阳等郊县向果农买水果、买蔬菜，然后运来汕头卖，以此谋生。
    解放后，他去了纸箱二厂工作。并且认识了妻子罗玉桂。后来妻子所在的塑料厂要去江西“三支援”，他也就跟着去江西。之后在塑料厂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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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都市报”2014、6、7
作 者： 林琳 周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