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大颠的交往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

    按一般通行的说法，韩愈在潮州刺史任上，曾着实干了四件事：一、祭鳄驱鳄；二、释放奴婢；三、奖励农桑；四、延师兴学。描述这些政绩的文章甚多，这里不赘。我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才是韩愈谪潮最大的亮点？上面所说的这四件事，相信一般较有人民性的官吏，也都会这样做，但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他是“高度理性和超人文采集于一身者”（丛维熙语），只有他，才能与高僧大颠作那种机锋警敏的儒僧对答和探索玄妙深奥的禅理。大颠乃南派禅宗大师，早年于海潮岩(西岩)出家，拜曹溪派系的惠照为师，在南宗禅创始人惠能的第二代传人希迁禅师处获得曹溪真传。与这样一位南派禅宗大师对话并留衣赠诗：“吏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义着南荒；肯因一转山僧话，换却从来铁心肠。”，这才是韩愈谪潮最大的亮点。
    据史载，韩愈与大颠大约见了三次面。第一次是韩愈祀神海上，顺道上灵山拜谒大颠禅师；第二次是大颠应邀到潮郡，韩愈接待他住大稳庵（即叩齿庵），大约住了十多天才返回灵山寺；最后一次是韩愈调任袁州刺史前夕，到灵山与大颠告别，赠衣留念。在这个过程中，韩愈曾给大颠写了二封信。
    通过这些交往，韩愈称赞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但“与之语，不尽解”。那么，韩愈与大颠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孟简（唐大臣，元和中，官至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大颠别传》中对此有生动的记述，兹取大意转录如下：
    颠：今子之貌，郁郁然似有不怿者，何也?
    愈：因贬而祸患不测，冀万一于速归。
    颠：子之死生祸福，其命岂不悬诸天乎，汝姑自修而任命可也。
    愈：佛家无死生，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然愈岂能妄取空语，安于天命乎？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流入中国，汉宋陈魏，事佛弥谨而莫不夭且乱也。
    颠：佛者天下之器也，其言则幽明性命之理，其教则舍恶而趋善，去伪而存真。
    愈：佛者不谈先王之法，而妄倡乎轮回生死之说，身不践仁义忠信之行，而造乎报应轮回祸福之故，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践先王之道。
    颠：心地无非，佛之常乐。如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佛之与人子言，必依于孝；与人臣言，必依于忠。此众人所共守之言也。
    愈：儒家之道，孝悌忠信，是以不耕不蚕而不为素餐也。
    孟简笔下的这段对话几近杜撰，类乎创作，他怎么可能如此详尽地了解韩愈与大颠对话的内容呢? 因此，对其真实性大可不必去追究它。但这段对话却另有其研究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孟简要让大颠说出儒家的话来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要回答是既易又难。易者，可以说这是孟简时刻站在老友韩愈的立场上，刻意贬佛，让佛门大师向儒学投降；难者，则可能与当时的佛儒交融的大气候有关，也许孟简是有意无意地在“创作”中融合进了“当代意识”。
    那个时代，正是唐德宗倡导儒、道、释三教调和的时代，孟简让大颠接受某些儒学，当是合乎道理的。有论家亦已指出，“难得的是大颠对一些儒家之道亦有所解”。如果这样解释得通的话，那么，韩愈会不会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一些禅理呢?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蔡涵墨在《禅宗

中有关韩愈的新资料》一文中介绍，由福建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德编撰于南唐保大二年(952)的《祖堂集》，是现存的初期禅宗史书的最古本，其第五卷载有石头希迁弟子的传记，开卷便有大颠和韩愈交往的记载。

    蔡涵墨认为，读者可以从这段有关韩愈和大颠问答的记录中看到韩愈在这次“谈禅”中的心路历程，从中便可以看到他对禅宗的了解和接受，这段记录的主要片断是这样的：

    侍郎又问曰：“未审佛还有光也无？”师曰：“有。”进曰：“如何是佛光？”师唤云：“侍郎。”侍郎应：“喏。”师曰：“看还见摩。”侍郎曰：“弟子到这里却不会。”师云：“这里若会，得是真佛光。故佛道一道，非青、黄、赤、白色。透过须弥卢围，遍照山河大地。非眼见，非耳闻。故五目不睹其容，二听不闻其响，一切至凡虚幻无能惑也。”师欲归山，留一偈曰：“辞君莫怪归山早，为忆松萝对月宫，台殿不将金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

    自后，侍郎特到山复礼，乃问：“弟子军州事多，佛法中省要处，乞师指示。”师良久。侍郎罔措，登时三平造侍者在后背敲禅床，师乃回视，云：“作摩？”对曰：“先以定动，然后智拔。”侍郎向三平云：“和尚格调高峻，弟子罔措，今于侍者边却有入处。”礼谢三平，却归州。

    后一日上山礼师，师睡次，见来，不起便问：“游山来？老僧礼拜来？”侍郎曰：“游山来。”师曰：“还将得游山杖来不？”

    对曰：“不将得来。”师曰：“若不将来，空来何益？”

    对于这段记录，蔡涵墨解释说：“开始的时候，他(指韩愈)对大师的道理茫无头绪，所以说：‘弟子到这里却不会。’后来他听到大颠对佛光的解释，才有所悟。第四段，韩愈不了解大颠的沉默，然后从三平侍者那里得到‘入处’才领悟到自然、无为的行为的价值。引文内大颠最后的话：‘空来何益?’似乎暗示韩愈对他的教导已经可以自悟，不必其他人的帮助——不须‘将杖来游’，可以‘空来’了。”蔡涵墨在该文结语中提醒读者说，“不应该以为《祖堂集》是禅宗人士的作品而漠视这些有关韩愈对禅宗兴趣与态度的新资料”。

    这些新资料自然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但正如孟简的《大颠别传》一样，这些关于韩愈与大颠问答的记录究其实也只是小说家言，陈善《扪虱新话》早已指出：“今世所传韩退之别传，乃一切奇摭《昌黎集》中文义长短，以为问答，如市俚稽较。”蔡涵墨认为，“《祖堂集》的记载，反而和《昌黎先生集》里面所记述对大颠的印象吻合”，这正印证了陈善的断语。

    以上所详引的两大部分韩愈与大颠对话的文学记载(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这也就是“纪实小说”)，当然仍有其一定的研究价值，甚至还有其“历史价值”。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其时的历史风貌和人们的普遍的社会心理，同时，约略也可以看出，韩愈对于禅理是有一定程度的接受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

    韩愈与大颠的交往是受到佛学进步因素的吸引，它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社会现象，倘若我们将这一社会现象作一个纵的比较，例如从宋代欧阳修、苏轼、程颐、黄庭坚与僧侣的拳拳之情，从明代汤显祖、董其昌、唐元徵、袁宗道结社交禅的逸逸之心，从清代曹雪芹体现在《红楼梦》中的他对禅学的研习，直至现代鲁迅先生与杉本法师、内山完造居士的挚交，老舍先生与宗月大师、大虚法师的过从等此类脉脉相续的士僧交往来看，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韩愈在某些方面顺应潮流，对僧侣不存成见，对佛家学说表现出闳通汲纳的态度，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韩愈的这种虚心向学的精神，对于我们也是有砥砺警策的意义的。

    韩愈与大颠的交往所留给我们的启迪和警示，不正是一般官员所不能做到的吗？这也正是韩愈谪潮最大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