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广澳海域那场火拼——南明郑成功军队沉船出水文物藏汕头市博物馆

    在汕头市博物馆《粤东藏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展厅，有两件很特别的文物，它们看上去并不是很起眼，甚至可能被走马观花的人忽略。但是它们却“大有来头”，一件是“国姓府”铜铳，一件是南明礼部造铜关防印。追踪溯源，这两件铜器是三百多年前郑成功军队兵船上的东西，20年前被发现于汕头港广澳港区深水港码头。它们的发现再次印证了郑成功与潮汕的一段历史关系。
    记者跟汕头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郑文宏了解到，1995年11月11日，南京航道分局航浚八号船在广澳深水港水域施工时，发现7至8米处深水底有一艘沉船。其后有关部门组织进行潜水考查，发现淤泥壁4米内中有一古船。无奈由于水中浮泥将沉船覆盖至海底更深处，沉船至今没有打捞上来。但在一系列的考古过程中，从沉船上打捞出为数不少的珍贵历史文物，有沉船的船板，一批唐、宋、明各代铜钱，古瓷残片，大小各一方铜印，一门完整的铜铳，两段折断铜铳，两门铁炮，一把铜内烧壶等。
    铜铳和铁炮都是武器。铜铳是明神宗时期火器研制专家赵士桢所创制和倡导的，后来得益于徐光启等在中央人士的呼吁，引进西方技术自铸后，铜铸火铳枪才逐渐在明朝军队中普及。出水的铜铳，一为完整，长79cm，口径5.9cm，重12kg，炮口、尾鋬较粗，药室外呈球形，尾鋬面刻“国姓府”；一为残存后半部，残长33cm，管径5.1cm，鋬面亦刻有“国姓府”。两方印章，一方为小铜印，正方形，印文四字，较为难辨，尚待考证。另一方长方形铜印，背有椭圆形柱体撅钮，印通高9.1cm、柄高8cm、印长9.1cm、印宽6.1cm、印厚1cm、重0.6kg，印文清晰，文为阳文九叠篆体，自右纵读为“藩前忠振伯前镇前协关防”，印背右侧为阳刻印文释文，印钮上侧有“礼部”二字，下侧刻一“造”字。
    研究表明，该沉船就是明末郑成功军队的战船之一，也是郑成功部下忠振伯洪旭所辖前镇前协的座船，沉于永历三年（1649）十一月、十二月洪旭随郑成功夺取南洋、达濠的战役中。此外，这也是内地发现的第一艘郑成功军队的兵船。
    郑成功和潮汕有什么联系？当年这里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把时间倒回至三百多年前。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大多逃亡南方，建立政权抗清复明。1645年，郑芝龙等人扶持朱聿键在福州登基，改元隆武。因拥立帝位，郑家上下得到恩赐。郑芝龙将儿子郑成功引荐给隆武帝，隆武帝非常赞赏郑成功，他叹息说：“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忠吾家，勿相忘也！”隆武帝发旨赐国姓“朱”、名“成功”与郑成功，并封“忠孝伯”，世称“郑赐姓”、“郑国姓”、“国姓爷”，又因南明永历帝封延平王，又称“郑延平”。1646年起郑成功率军南下抗清，沿途招兵买马，成为南明朝廷抗清的主要力量，尤其在东南沿海的霸主地位，一时无人能出其右。
    郑成功与潮汕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率领军队对抗清军、收复台湾的过程中，曾多次在潮汕募兵征粮。这些在史籍上都有记载，也从汕头市博物馆所藏的这批出水文物中得到印证。另据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马楚坚的研究，出水官印上的“藩前忠振伯前镇前协关防”表明，当时这只船是郑成功部下洪旭的座船。“藩”也指郑成功，郑成功位列藩王之席，故有藩驾之称，而“藩前”是藩王殿前的简称，是国姓府的下属机关。“忠振伯”指的是将领洪旭，隆武帝封郑成功为“忠孝伯”的同时，也封洪旭为“忠振伯”。洪旭追随郑成功南下抗清，被郑成功倚为股肱。郑成功的军事组织有72镇，其中水师分内司、左、右、前、后镇等若干镇，每镇设前、后、中、左、右协，每协设五正领，十副领，每副领管五十员。位于广澳海域的这艘沉船就属于水师前镇前协。史料还记载，郑成功军队每攻取一个地方时都携带大量火药、红衣炮、威远炮、佛郎机等各种轻重火器。在汕头出水的 “国姓府”铜铳，也属于首次发现，足以证明郑成功军队有使用铜铳火器之类。还有两尊铁炮，也是郑成功主力火器之一。
    这艘南明沉船为何还打捞出唐、宋时期的铜钱呢？对此，郑文宏解释说，唐宋时期经济飞跃发展，对外贸易大大加强，深刻影响了周边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由于这些国家受冶炼技术、铜矿不足等因素影响，难以大规模制造铜钱，所以直接采用唐宋时期的货币作为其主要流通货币，于是唐宋的货币就成了区域性的货币。明以后，铜矿产资源开采逐渐衰竭，在交易过程中沿用前代货币，或用杂质较多的铜钱已是常态。可见，郑成功军队的船上有唐、宋时期的货币也是很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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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摘自“汕头特区晚报”2017、1、8
作 者： 张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