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潮汕的文化丰碑 – 潮汕文化网-实时追踪传统民俗习俗文化新闻资讯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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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多年来，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学术研究工作面临生存困难而日趋冷落，但在中国的南海之滨，却出现一个当今文化事业上令人瞩目的创举，汕头经济特区的土地上，诞生了我国目前为数极少的一个地方历史文化民间学术机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她把潮汕文化提升到学科的高度来进行研究，一个划时代的开创性学术探讨。芳林廖落，一枝独秀，这该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可贵啊。
    三十多位上了年纪的专家、学者、离退休老干部，在”中心”默默耕耘，砥砺琢磨。他们以独立不移的人文精神，背驮着沉重的历史使命，默默弓行，在学界泰斗、潮人饶宗颐的倡导下，高举着潮学的旗帜，把潮汕文化推介到国际学坛，在国内外掀起一股潮学研究热。他们倾注全力，调动、团结一批本地和外省高校、科研机构、港澳台以至海外的潮籍以及非潮籍学者，共同探讨具有地域、群体特色的潮汕文化。
    潮学是什么？千年潮汕，几乎闻所未闻。历来人们只把她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一般含义，而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把她作为中华大文化系统中的潮汕文化圈，把她类同于齐文化、鲁文化，类同于客家学、徽州学、泉州学，提升到一门学科来看待的，则是1992年，饶宗颐先生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震聋发聩的正式提出。千年潮汕的文化丰碑，从此，开始了历史性的奠基工作。
    十年之间，中心先后投入资金1200多万元，建设了中心大楼，积极推进、全力支持召开了3次引起世界性影响的潮学国际研讨会；出版了8个系列的连续出版物，共100部书2500多万字；征集了大约3万余册（件）潮学资料，建立了名列粤东数市前茅的潮学藏书库，还创立了潮学奖……
    短短十年，成果如此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潮汕文化那极其宏富而灿烂的面貌，而且向人们证明了中心十年来进行的是一项高品位、富有成效的工作。流淌数千年的潮汕文明长河经过挖掘、系统整理和研究，显得更加眩目多姿，溢彩流光，她呼唤着千万本土人民和海外潮人，为广袤大地的家乡和祖国，更加精诚地团结与奋斗。
一、创造曙光
    在我们当中一定鲜有人知中心的工作精神以及她对于我们的价值，于是，记者走进这个高雅而美好的世界。我来到汕头特区金湖路繁华地带的一座8层大楼面前，抬头一望，横贯楼宽镶嵌着引人注目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大字，这是中心的倡导者原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同志题写的。这笔力遒劲的书法，醒目的题名，不但使这座普通建筑脱颖而出，而且成为他心中魂牵梦绕沉甸甸家乡文化情结的一个标志。
   吴南生思考研究潮汕文化的问题已有几十年之久了。早在抗战时期，郭沫若先生请人用潮汕话朗读《离骚》之举便引起他对潮汕文化的关注；1956年，梅兰芳、欧阳予倩从日本带来明朝《荔镜记》的潮剧剧本，更使他感觉到潮汕文化渊源的深厚；1962年，老舍、曹禺、阳翰笙等一大批著名文化界人士来汕，又提议要很好地整理和研究潮汕文化，从此，他更时时在心中跃动着这个愿望；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心中的历史使命感越来越强烈。80年代，欣逢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他立即与饶宗颐先生和杨越共同主持出版了《明代潮州戏文五种》，开始着手实施心头夙愿。20多年来，他不断呼吁，竭力倡导，并且努力寻找着一种途径来推动其研究的系统化发展。11年前，他在汕头大学与党委书记林川和杜经国教授倡议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10年前，他又动员刘峰，共同缔造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由此，潮汕文化的系统研究初露曙光，有了赖以依托的实体，形成了整体力量。
    应该说，中心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也是个人想象力使然，或者说是两者融汇的结果。吴南生一直和中心共同度过许多重要的日子。
    我慢慢步进楼中，感觉这里的一切设施都十分简朴，没有任何豪华的装修。在中心主要办公室集中的五楼，一条长廊把有限的空间分割成南北对望的两排小房间，每个房间除了几只办公桌椅和一个书架之外，就只有转身的地方了。而随眼所见的到处是书。桌面桌下，书架上，座位旁，书籍文稿，一摞一摞。埋头伏案工作的个个都已鬓发斑白。其中有党政机关的老领导，有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有新闻文化界的老同志。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刘峰同志把我带到8楼办公室，十分厚道地叫我坐到一张便于记录的桌前，自己则很随便地拉张凳子坐下就谈开了。
    提起中心，他充满感情，脸色变得更加柔和。回忆着10年来的经历，对当年吴南生同志交给他这个艰巨使命的情景他记忆犹新。
    那是1991年的早春2月，吴南生同志来到汕头，建议他创办一个机构，配合汕头大学开展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一开始，刘峰连连摆手，他觉得自己是工农干部，长期以来从事经济工作，怎么挑得起建立学术机构的重担，那可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事啊。吴南生同志语重心长地谈了这项文化建设的非凡意义。这项任重道远的千秋工程，既需要一大批专家、学者，也需要能调动和团结各方面力量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非刘峰莫属。那一夜，他们谈到很晚很晚。最后，吴南生再三叮嘱，要他好好考虑。
    春暖花开时节，气候温润宜人，尤其春月朦胧之夜，更显得富有诗意。可那几个夜晚，刘峰却常常辗转难眠。他一生的经历颇为丰富，许多往事在记忆中跳跃。他是泰国归侨，一生勤奋地工作，像一头拓荒牛，又像登山运动员，不断开辟事业的新境界。
    1981年，汕头创办经济特区，他务实、廉洁、高效的领导风格，在海内外潮人中博得一片赞誉之声。
如今，他已调任汕头政协主席，是功成身退，还是再当一回弄潮儿？1991年的潮汕，正值重新调整行政区域，分为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在这特定时期，很需要一个共同的学术团体，在文化观念上巩固原来一体化的东西，唤起人文关怀，以继续加强和发挥潮汕三大优势之一的人文优势。想到这里，刘峰任何犹豫都消失了，他决定再变换一次自己的人生舞台。因为宗旨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为潮汕的学者专家们服务，为潮汕文化办点实事。一经决定的事就刻不容缓地干起来，这就是刘峰的性格。
    于是，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这是一个非政府、非牟利的民间团体。她担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她要为潮汕全局的文化建设提供良好基地，要以同根所生，同源所出的文化作为纽带，在观念上保持大潮汕格局，在人文精神上焕发起凝聚三市团结协作的力量，同时，更进一步促进世界潮人的大团结，让海内外”两个潮汕”同心奋进，同力追求，这是一项对现实有着重要作用，也惠及子孙后代影响深厚的工作。在他的生命历程中，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钱。刘峰与吴勤生、陈德鸿等中心的其他领导，四处奔走呼号，苦心运筹。这期间，海内外赤子深厚的乡情梓谊，对家乡文化建设的大力支持，常常令他们激动不已，时至今天，只要提起，还常常在他们心中掀起波澜。陈伟南先生、谢慧如先生热心地作为潮汕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发起人，还有德高望重的庄世平先生，他们振臂一呼，对发扬潮汕优秀文化传统有着强烈愿望的潮人纷纷响应，慷慨解囊。特区的许多企业也向中心资助。集腋成裘，终于建起了中心的8层大楼，成立了基金会，创立了潮学奖，有了近千万元的基金，他们开始从事专题研究，收集藏书，出版刊物……
    中心是知识密集的学者之林，要使这片林形成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必须有膏沃的土壤。在刘峰的心目中，改革开放的健康机制和真挚的人际关系就是沃土，他要致力于创造这片沃土。
    他倾注了全部的热忱和精力，开始了这项很不容易的事业。创业者虚怀若谷，胸怀豁达，十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崇高的人格力量，在中心凝聚了一批专家学者和知识型的退休老干部。他善于倾听各方面意见，创造了一种民主、和谐、互相尊重的气氛，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集体。大家都说，在中心工作，做学问，心情舒畅。而他自己呢，则把在中心工作的十年，谦逊地称为是继小学和1956年中央团校之后的人生第三次上学。他爽朗地笑着，那笑声，让我感受到一种真诚和美好。
    中心的良好气氛和出色的工作效果，还得益于其他领导的精诚团结勤奋努力，如吴勤生、陈德辉、陈德鸿，还有麦友直、陈序藩、倪克屏、王逸之等，他们本身就是文化人，自从中心成立以来，他们都兢兢业业，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擎帜举薪
    在潮汕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涌现过不少灿若明星的杰出人物，就学术之博大精妙，对后世影响之深刻久远而论，不少专家学者认为饶宗颐先生有着不可取代的贡献。这位卓然绝伦的天才人物，乃当今学界泰斗，他的研究领域极其广阔，文史哲艺，诗书画乐，均卓有建树。十年前，饶老以其崇高的学术威望和导夫先路的学术实践，倡导潮学，为千年潮汕的历史文化研究擎帜举薪。十年来，他不辞辛劳，多次往返于汕头和香港之间，为乡邦文化建设操神尽力。
    饶老从事潮学研究至今已经整整66年了。还在青少年时期，他就秉承先父遗志，增补了《潮州艺文志》煌煌巨著，深受时贤期许。抗战胜利后，又主持撰修了规模更为宏大的《潮州志》，为潮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后几十年，他虽然把精力转向甲骨文、简帛学、敦煌学等尖端学科，但对潮学仍然迭有新作问世。1992年，他在中心第二次理事会上，有理有据掷地有声地提出：潮州学应该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来研究，应该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从此，”潮学”这个光灿灿的词语，渐渐为世人所认识。当时他正在鼎力促使由潮州商会资助，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一次潮州学学术会议，这就是1993年的第一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在会上，饶先生亲自呼吁，积极倡导潮学研究：”潮汕地区的人文现象，有需要作为独立而深入探讨之对象，应该和客家学研究同样受到学人的重视。”饶老通晓国内各地区的文化现象，对潮汕文献又曾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因此能准确估计潮汕文化的价值，他对潮学的提出，是基于一种科学、新颖的学术眼界，是基于一种确立中华文化、潮汕文化在人类文明中位置的神圣责任。他的提法，很得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自此以后，第二、三届的国际潮学研讨会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下召开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心第二、三、四、五届理事会议，饶先生都于百忙中抹冗从香港专程前来赴会。集多少学问于一身的饶老，以丰富的学识，深刻的见解，反复分析潮学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他说：地区研究在世界已经形成一种潮流。地方史的研究可以给国史提供具体的可靠的资料。”潮汕地区具有独特的语言，独特的生活习惯，这种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本身就具有一个独特的体系，但现在还不能这么说，还得从潮汕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入手进行理论的研究探讨”，这是一项长期艰苦的事业。他这些话，为中心的研究工作确立了一个总目标。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季羡林语）的饶老，把研究潮学的慧眼和钥匙昭示给我们，用逻辑慎密，思维严谨的科学研究做了示范。他闪现出的眩目光芒，吸引着海内外学界同人闻风影从。由于他高瞻远瞩的见解和卓识非凡的指引，潮学研究渐渐蔚成大观，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和档次。地方学术和外界主流学术正逐步接轨。潮学研究渐渐得以科学化、国际化。
    饶老令我们高山仰止。天才创造的文化是属于世界的，但是天才本身却是我们家乡的骄傲。
    中心的顾问蔡起贤先生，是一位学识饱满之士。记者前往拜访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时不时受到他那清晰敏捷的逻辑思维和平等谦逊的智慧情怀所感染，并十分惊讶于他那胜似计算机的惊人记忆力和广泛的知识面。他几乎可以说是潮汕的一部活史书。
    他从少年读书起就以成绩拔尖而著称，以书法诗词之美而扬名。1942年，由饶宗颐任主任的”揭阳文献委员会”聘他为委员；1946年，潮汕成立修志委员会，饶宗颐先生任总篡，蔡老被聘为秘书。1948年，委员会因故停办，饶先生办修志馆，蔡老又为其做了不少工作。因此，他博览群书，涉猎大量地方文献，成为著名学者。他以教育为终身事业。不幸的是，1957年一场反右运动，他被错划为右派，精神受到重创，且发配英德农场，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屈辱困顿长达20年之久。落实政策之后，蔡老已经进入晚年，但是这位才学超群的知识分子，仍然锲而不舍，笔耕不辍。他不仅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名冠潮汕，而且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很不简单的。
    蔡老的学识修养极其扎实，治学极其严谨，在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方面，他有着特殊的贡献。史海钩沉、史迹辨踪，是他近年来用力最多也最慎重和最出色的工作。他出版了《缶庵论潮文集》，对潮汕一些错传的故事加以考证、订正，如《白鹦鹉赋》，人们一直误传为是韩愈所作，蔡老以大量的资料，坚实的论据，证明是另一同名为退之的人所作的。还有”苏东坡与潮州吴复古交游的事迹考”，”韩愈的道和与大颠的理”等等。蔡老的又一突出贡献是以诗证史，如潮州大事记，其中虚实及其细节众说纷纭，蔡老搜集了一些姓氏祖先述写该事的诗，成为考证当时所记之事的有力佐证。如他所写的《以诗证史一例》就澄清了过去很多混乱的说法。
    蔡老虽已届85高龄，但是仍然兢兢业业地从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他日夜勤奋研读，写了大量论文，审定了由吴二持校点的潮汕著名学者温丹铭先生的鸿篇巨著《潮州诗萃》；为潮汕著名学者詹安泰整理出版《花外集》笺注；审阅很多潮汕文化研究的书稿并为其做序。蔡老不仅学术研究方法有过人之处，而且他的”言必有据，持必有故”的严谨治学态度更令人钦佩，往往为了一句诗词的注解，他要花很多功夫，查阅大量史书，有时甚至要通过电话、书信，远至北京，广州或者各地图书馆、书店，近则汕头大学、市图书馆等等，请求帮助查找。由于他学识渊博，记忆准确，常常能提供具体线索，让他们在浩瀚书库中按图索骥，查询到精确结果。莫怪已故诗人郭笃士赠蔡老的诗说：缶庵读书一万卷，雄文惠我天鼓鼘。
    这位全身心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者，与他那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生活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几平方米见方的寝室，一张潮汕农村早年的小床铺，一台50年代的小书桌，衣食住行都很草率和随便。在这个物质比任何时候都要丰富的时代，这位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景却这么简单。他为潮学研究所作的贡献，他的坚韧奉献，他那伟大而崇高的社会使命感，久久地久久地成为我心灵深处的感动。也许正如居里夫人所说的：”他们对于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受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没有热诚去追求物质上的利益”。
三、筚路蓝缕
    在中心，有两位操着北方口音的学者，很受人敬重，他们是来自汕头大学的安徽籍杜经国教授和原教育学院院长四川人杨方笙。非潮籍学者研究潮汕文化，艰辛程度不言而喻，由此可见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对潮汕文化的厚爱。
    我来到杜教授的寓所，只见环境简洁雅致，客厅一长列书柜，史书古籍盈架，清净静谧。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一派学者风度。这位《潮汕文库》编委会主任，《潮学研究》副主编，可以说是中心高举饶老潮学旗帜的中坚力量。
    他爽朗地接受了我的采访，以风趣、恢谐的口气谈起了他的学术生涯。
    50年代，杜经国在北大历史系攻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到兰州大学任教，80年代成为历史系主任。1986年，邓小平同志要求国家教委支援汕大师资人才，教委与兰大协商，请他来接任历史系主任，杜教授便先行前来讲学几个月，考察各方面情况。初来乍到，他对优美的潮汕文化一见钟情，第二年，就办理了调动手续，到汕大走马上任。
    出于史学家的研究习惯吧，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对那里的历史文化进行关注。踏上潮汕的土地，职业的敏感使他感到这里的语言、风俗、戏曲、音乐都很新鲜。他搜集资料，披阅书卷，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知识，对潮汕文化进行细细咀嚼和深入思考，将其精华凝练在他精彩的讲学之中。1988年，他就率先在汕大历史系开设了”潮汕文化”专题课，1990年，又在吴南生同志和林川校长的倡导支持下，成立了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然而，研究是需要经费的，没有资金，他们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这枯燥的史学之旅，谁愿与他们同行呢？
    1991年8月，汕头市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两个中心携手并进，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开始了。
    从此，杜经国成为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中坚力量。
    如何研究潮学？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语言、饮食、民俗、音乐诸方面积淀很深。一开始，他们的研究如同天女散花，各种选题，各类文章很多，但是，要怎样才能使潮学在全国以至国际得到认可呢？
    1992年，饶老在中心倡导建立”潮学”的一些提法，使杜教授深受鼓舞。他认为，必须有一批学者，一批著作，丰富的资料，还要形成学风，如同敦煌学一样。那么，要拿什么来打出”潮汕”这面旗帜？我们有了饶宗颐这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学界泰斗，我们还需要一批有着高度智慧的精英才俊。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论文，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于是，他倡议并促使《潮学研究》诞生。为了确保这份学术刊物的高质量，作为一个在北京大学受过较长时间学术熏陶的史学家，神圣的使命感使他对编著的文章都尽可能地严格把关。
    除了依靠汕大同仁和本地专家外，他还动用了以前在北大和兰大的同学、师生关系，不辞辛劳地跑广州，上北京，奔厦门，赴兰州，向学者们约稿，建立了一支阵容可观的作者队伍。自从1993年创刊以来，每期他都约请到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撰稿。这支队伍犹如灿烂的群星，使该刊产生了良好影响，对推动潮学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它象征着潮汕文化作为独立的学科而且进入规范化研究探讨的阶段。
    杜教授还组织编写学术性较强的《潮汕史稿》，请黄挺、陈占山等知名学者执笔，现已完成上卷，约35万字，即将付梓。
    一切成功离不开默默的坚持。
    中心有一套集科学性、知识性、通俗性、可读性于一身的潮汕历史文化小丛书，这是一位入潮50多年的文化名人编辑的。他就是杨方笙教授。
    那天，我本来预定第二天上午采访杨老，可半夜里天气骤变，舒适的暖春因寒流突至而冷气逼人，风雨大作，我估计这种天气杨老不会去中心上班，可当我9点钟走进中心的时候，杨老已经坐在那里埋头看稿了，中心的每位老同志几乎都准时来了。寒风嗖嗖，冷雨袭人，中心里面却热气腾腾。我从吃惊到肃然起敬。他们风雨无阻，几乎比一些机关干部更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
    这位年逾古稀的学者，一生历尽坎坷，目前又有许多推却不了的重任在肩，但是，过去的灾难和目前的繁重工作都没有把他压垮，他豁达而乐观，精力充沛，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滔滔不绝地跟我谈起许多潮汕文化的问题，他每天讲课、写文、赋诗、审阅稿件……谁也难以相信一位70多岁的老人竟能每天承担这么大量的工作。
    抗战时期，杨老是武汉大学的进步学生，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组织安排他撤到香港，后来又转到揭西红色根据地当《团结报》记者，成为粤东早期党报报人之一。潮汕解放的时候，党组织派他作为代表接收金中，主持校政。其时他只有20多岁，青春焕发，才华横溢，风流倜傥，金中以优秀的教学质量和严谨而活跃的校风闻名遐迩。正是揽辔头骋骐骥的时候，一场扩大化的”反右”运动却把他卷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杰出人才过了20多年不能有所作为的等闲时光。
    逆境使他沉默，使他谨言慎行，使他身心俱伤，但是逆境没能消磨他的意志，没能摧毁他的才华。
1979年，当他得到平反昭雪，立刻甩开心头的暗翳，精神振奋地提起笔杆，夜以继日地工作，驰骋于短笺之上，继续那文字生涯。1993年，中心有关领导对他三顾茅庐，从此，他分出大量心思投入潮汕文化研究中。
    中心成立之后，不少热心人士提出期待性意见：研究潮汕文化应该既抓提高，又抓普及。学术论文价值宝贵但乃阳春白雪，为使更多的人认识潮汕，了解潮汕，还要有普及型的雅俗共赏的文化小丛书。
    具有创作天才的杨老受命编辑这个文化花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倾注大量心血研读潮汕名人黄际遇的万年山日记。黄际遇是全国罕见的大学问家，学识之富，才气之高，成就之广，都为常人所难企及。他毕生治学所得，除数学方面的陆续出版过数种著作外，文史研究的大量成果，大都积聚在《万年山日记》中。但是这部珍贵的遗泽博大精深，难以研读，其中夹有英、日、德文，中文方面用的都是文言文，有些还是华丽富詹、用典很多的骈体文，没有断句，不加标点，此外，还有对联、书信、棋谱和大段大段的高等数学方程式，简直像一座知识迷宫，万门千户，不知从何入也不知从何出，没有丰富的知识，面对这座知识宝库，会感觉触目皆是荆棘，无从下手。杨老在青少年时期便打下深厚的知识基础，几十年勤谨治学，博古通今，擅长诗文，具备研读这部日记的能力。但是，他正处在编辑文化小丛书的高度繁忙阶段，怎么办，出于对潮汕历史文化的热爱，也出于一个专心于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吧，这位古稀学者，竟然又海绵挤水般地抽出时间，从事这项工作，他极其投入，几乎废寝忘餐，做得十分细致，十分认真。他把日记中涉及潮汕的部分整理抄写出来，就满满写了几十页，而他说，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呢！
    他日攀书山夜游学海，每一天的时间都发出绚丽的光彩。
四、聚沙成塔
    当我走进中心资料库，不禁被那汗牛充栋、洋洋大观的气势和那对原作整理保存方式的细心和认真所震撼。据说珍藏在这里的30000册图书资料，是中心十年来大家费尽心血，聚沙成塔，从各地征集来的。其中有许多极具研究价值的稀世之宝，这些不同凡响、蔚成文化大观的资料，不仅反映着潮人的丰采和智慧，也反映着数年来中心征集工作的闪光足印。
    琳琅满目的书架中，有一处专柜放置着一批令人刮目的”书卷”，那是澄海邹金盛先生经过40余年艰难搜寻，如今奉献给中心研究事业的”侨批”复印件。中心在近年又陆续有偿征集，数量不断增加，如今达近万封。
    1994年5月，中心的陈德鸿、杜经国等听说澄海有侨批的珍藏，几个人急不可待地立即奔向澄海。当邹金盛郑重地搬出那大砖头一样的几个木箱，把那浸满历史烟尘的一封封侨批展现给他们看时，一阵阵惊奇的激动掠过全场，因为他们知道此时所见到的是一个罕见的文化宝藏，其价值无法估量。
    潮汕侨批俗称番批，是海外潮人通过民间渠道以汇款为本的家庭书信，它是潮汕华侨历史上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事物。这些侨批前后囊括150多年，横贯潮汕诸多重要侨村众多华侨家庭，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金融、交通等领域的历史状貌和风云变迁，这些承载着海外潮人与家乡亲属之间无可比拟的血统亲情的侨批，是探索海外潮人文化心态、了解他们向外拓展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书库中，还有一批来自香港、颇经周折的珍贵书籍。当时征集的情景至今听起来都令人感动。
    1999年5月，中心的麦友直、吴勤生及陈骅、吴膺雄专程来到香港。近十天时间他们天天安排得滴水不漏。为了节省旅差费，这些原来职位颇高的老领导，住进汕头特区香港办事处的宿舍，自己买菜，自己做饭。一种强烈的要为潮学事业做贡献的责任心，使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早出晚归，在潮籍乡亲中联络奔波，乐此不疲。他们以拳拳之忱，把历史文化在海内外潮人中的亲和力推到极致。许多潮人受到了感染，全力以赴支持：香港名作家吴羊璧捐出其父亲—著名学者吴其敏生前藏书3022册，黄任浩先生献出香港新天艺潮剧团历年编演的潮剧剧本203本；饶宗颐、吴康民、罗琅、吴羊璧等潮籍作家、学者赠送了各自的著作40多册。面对几千册图书，这些年愈花甲的老领导，如获至宝，眼睛里闪射着动人的光彩。由于运抵汕头市需要呈报上级审批并受海关检查，他们又把自己埋进书堆里，逐本登记造册，又亲自动手整理、包装、搬运。大热天气，一个个忙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却不亦乐乎。
    我知道，事业的高度往往是品格的高度。资料库之所以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学者频频光顾，奥秘不言而喻。
    在资料征集办公室，我见到了白发苍苍的王琳乾同志，他戴着老花眼镜，正神情专注地沉浸在一批发黄带点霉味的资料中。这位汕头市有名的地方史志专家，正在整理他历时数载，颇费心血从潮汕近代著名学者温丹铭先生的儿孙们处征集来的珍贵资料。其中有温先生的《艺文志》手稿，有康有为、梁启超的手稿，有丁日昌的信笺。说起数年来征集资料的情景，几位老人讲了很多令人感动的细节。其中有一次是1998年的寒冬腊月，他们赴穗征集。为了省钱，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居然住进偏僻简陋每天才收费50元的招待所。他们冒着朔风冷雨，登门造访各大学和出版社。午休时，他们既不愿意打扰主人又想节省回招待所的车资，就在周围溜达、逛街。羊城的冬季同样有刺骨的严寒，有一天，气温很低，加上冷雨袭人，几个老人冻得受不了，才提前进入上午接待他们的中大社会科学处办公室，回来时赶紧到街头吃了碗沙茶牛肉果条暖暖身子。
    听着这些描述，一种让人心热的感觉，很强烈。这些年愈古稀的老专家身上，焕发着一种催人奋进的活力。他们的精神感染了很多人。在穗期间，他们得到了很多的支持：中大社会科学处、华师大、暨大等都为他们专门组织了座谈会；有的学校领导还挤时间与他们见面；潮籍学者热情赠书；潮籍领导盛情接待……正是一呼百应，工作一路顺风，他们满载而归。征集委的杨群熙、吴坤祥介绍说，资料库有三大藏书特色，一是丰富的地情资料，二是侨字类资料是重中之重，三是荟萃古今中外潮人著作和独具特色的潮汕文化资料。近日还较完整地征集到特区建设前十周年的资料，以及早年活跃在上海的潮人资料。
    这3万册图书，是潮汕文化的长江黄河，是一笔不可估量的巨大财富。
    他们在征集和整藏的同时，还编写了《藏书叙录》以及《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等书。
    采访时，吴勤生老部长告诉我，中心是人才荟萃之地，这里有学贯中西、名闻遐迩的教授，也有精熟于地方文化、长期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的专家，如王琳乾、陈历明、郭马风、郑焕隆、李福光等，还有老新闻工作者，如原汕头特区报社总编陈泽，自1993年，他与吴奎信一起主持的”潮汕文化专版”，已出版了将近300期，选集3个册子，共100多万字，很受读者欢迎。在中心合适的气候环境中，他们都各自发挥着自身的作用。还有林伦伦、黄挺这两位汕大年轻的教授，给青黄不接的潮汕历史文化中心增添了勃勃生机。这是一个不存在名利地位之争的集体，充盈其中的只有热忱、才智、追求和奉献。他们激越地燃烧着自己，共同创造着潮汕的精神财富，而他们本身，我觉得也是潮汕的一种财富。
    当我们看到一个事业从无到有、蔚成气候的时候，我们深知创业的艰辛。这群已是黄昏而重又闪光的老干部、老专家、老学者，本是到了可以养身生息，安享天年的退休阶段，用不着这样整天操心劳神，但是老共产党员的高度党性，老史学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驱使他们去接受使命，去进行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拼搏。这种无私高尚的精神，来得不是轻松的。他们为了潮学的发展，所付出的心血远不止本文所报告的这些。
    心灵，在默默的坚持中趋于博大深沉；学术，在品格的修炼中臻于完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