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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庙堂音乐,包括潮州的道调和佛曲两类。 道调自唐代开始流播于潮州,唐高宗咸亨年间(公元670年一673年),龙虎山道士陈假庵建“真观”于潮阳东山玄帝庙西,道调入潮即是时起,至宋徽宗政和以后(公元1111年一1113年),海阳建天庆观(后改为玄妙观),道士多唱道调。明清时期,潮地遭受天灾、瘟疫、战乱,民间为图温饱,过安宁日子,求佛之风日盛,佛由随之流行。 其时,在潮地流行的佛曲,有两大宗:一是“禅和腔”,一是“香花板”。“禅和腔”始自清代,由罗浮僧人密因法师带来潮州开元镇国禅寺传授,后流传潮阳、澄海、饶平各地。再经开元寺僧人可声法师传给“念佛社”,由该社法师丘家祥修改了一些音韵,整理了一些击乐器,打法器,定为“七星板”,并自立门户,称为“仙坛派”。由于仙坛派佛曲,曲调悦耳、精细,故流传甚广。 “香花板”系出自开元一系,流传久远,随着传授者语言,音调的不同,形成潮阳“香花派”和潮州“香花派”两宗。潮阳香花派以笛子为主奏;潮州香花派以唢呐为主奏。潮汕被日伪占领时期,潮州开元寺僧侣星散,香花派在开元从此消失,礼佛时用外江经调替之,仅澄海花潭寺保存潮安香花派的真髓。 潮州庙堂乐的演奏形式:一是“徒歌”(以唱为主)念诵佛经,僧尼居士兼执木鱼、音罄击节;二是“唱奏合一”,管弦鼓乐伴清音;三是“钟鼓管笛齐鸣”的纯器乐演奏形式。这些形式,常常在早晚课诵、忌日佛事、追荐亡灵、竞放焰口中出现。但纯器乐演奏形式的庙堂会,已在50年代被作为庙堂乐类进行加工整理,搬上舞台。这类曲子,大部份采用小调曲体,调性经常变换,曲尾形成高潮。曲调用四度、五度、三度、二度的移调处理很多。演奏上吸收了潮州民间音乐、戏曲音乐融合一体,曲调清幽、优美、风格奇异,有别于潮州弦诗乐曲。再加上击器特异,有堂鼓、吊钟、木鱼、罄、冬钟、音罄、花钹、子母事(铜铃)、净板的穿插协奏,加上在“一板三眼”(4/4拍子)慢板头板曲上,以木鱼和鼓击于板上,吊钟、冬钟、音罄击于眼上,造成“谷TT丁”音响节奏效果;在“一板一眼”(2/4拍子)中速上,以木鱼和鼓击其板字,造成“谷丁”的效果;在“有板无眼”(1/4拍子),一拍打一次木鱼,一次鼓,用于乐曲结尾,加强热烈气氛;在全曲的尾声与开头引子,又以自由节奏的“散板”开曲收曲,在上述基本板式的前提下,在板与眼中又常常增加蕊点,丰富了节奏的变化,特别是丘家祥的“七星板”变化更加生动,自成一系,实属必然。上面这许多因素的相互配合,更使其潮州庙堂乐韵浓烈可闻。 潮州的庙堂音乐,曲调还是以“五声音阶”为主,旋律结构保持古乐旧响。在演进过程中,吸收融化了潮州民间音乐、小调、民歌、民谣。内容上有赞颂佛德、佛居的;有宣扬佛家思想的;有说教佛经、佛理的;有讲用佛家“偈”、“咒”述语的。这些诵唱的经册,大体可分二类:一类“金刚宝卷”,一类为“礼簸”。此外潮州庙堂乐还有诵唱道家科仪词调的,如发奏,建坛、早朝、年朝、晚朝、祝芳辰等,以及“道场法令仪规词调”,如用于放烟口、金山、关灯、十献、追荐、莲池、过桥……等音乐。 潮州庙堂乐有代表性的曲目,佛曲与道调各有不同。佛曲分三种:1.中原“香花板”——由中原入传潮州,保持中原音韵(俗称正音)诵唱,进调旋律性强。曲目有《朝普陀》、《游四门》、《雁过沙》、《普天乐》…… 2.“禅和腔”——曲调柔润、轻松。曲目有《耍孩儿》、《渔家乐》、《反炉香》、《新花调》等。3.“香花板”——节奏快捷轻松。曲目分二系,属“潮安香花板”有《普天乐》、《四韵调》、《过江龙》、《四罗刹女》、《挂金索》等;属“潮阳香花板”有《绣荷包》、《铁断桥》、《一疋绸》等。 “道调”曲目,由于历史原因,清咸丰甲寅年后,潮人多崇佛教,道教渐受冷落,有些佛寺、善堂在过度时期采用了一种佛、道兼并的做法,后“道调”音乐渐渐为佛乐替之,“道调”曲目,渐渐失传,现有乐谱为据的只存《尼罗诰》等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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